他们把德博拉转出了重症监护室，我回头往接待处走去。

    桌子后面的女人让我稍等，她神秘兮兮而又慢吞吞地在电脑上查着什么，然后接电话，又跟倚在一旁的两个护士说话。重症监护室里那种让人没法儿忍受的紧张感在这里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对煲电话粥和涂指甲油的超强兴趣。终于，那女人透露说德博拉有可能在二楼的235病房。我谢了她，急匆匆地跑了出来。

    的确是在二楼，233病房的隔壁的确就是235病房。带着世间万物都很对头的感觉，我跨进病房，看见德博拉靠在床上，丘特斯基在床边，姿势倒是跟他在重症监护室时一样。德博拉身上仍然连着许多仪器，管子仍然插得到处都是，可我一进门她就睁开一只眼睛望着我，朝我含蓄地笑了一下。

    “活了活了，哦。”我一边说着，一边琢磨自己这咋咋呼呼的喜悦是否恰当。我拉过一张椅子在床边坐下。

    “德克斯特。”德博拉用轻柔而又沙哑的声音说道。她想再笑一下，可那笑容比第一次还糟糕，她放弃努力，闭上眼睛，头朝雪白的枕头深处沉没下去。

    “她还没什么劲儿。”丘特斯基说。

    “我想也是。”我说。

    “那……嗯……别累着她，”他说，“医生说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丘特斯基以为我是来叫他们出去打排球的，不过我还是点点头，拍拍德博拉的手。“你醒过来可真好，老妹，”我说，“你真让我们捏了把汗。”

    “我觉得——”她用微弱沙哑的声音说。不过她没说她觉到了什么，相反她又闭上了眼睛，也闭上了嘴，喘息着，丘特斯基靠过去在她的嘴唇之间放了一小块儿冰。

    “来，”他说，“先别说话。”

    德博拉把冰吞了下去，朝丘特斯基皱起了眉。“我没事儿。”她说，这当然有些夸大其词。冰块儿似乎起了作用，她再开口的时候，声音不再嘶哑得跟老鼠尾巴锉着门把手似的了。“德克斯特。”她说，声音很大，好像在教堂里高呼。她轻轻地摇摇头，我惊讶地看见一滴眼泪从她的眼角滚落，我从她十二岁起就没见她哭过。泪珠滚过她的脸颊，落在枕头上不见了。

    “操。”她说，“我觉得真……”她那只没被丘特斯基握着的手轻轻地动了动。

    “没事儿，”我说，“你差点儿死了。”

    她很久都闭着眼睛没说话，之后非常轻柔地说：“我再也不想干了。”

    我看看丘特斯基，他耸耸肩。“干什么，德博拉？”我说。

    “警察。”她说。我这才明白她在说什么，她不想再当警察了？我无比震惊，好像月亮也要辞职了似的。

    “德博拉。”我说。

    “没道理，”她说，“死在这儿，为什么啊？”她张开眼睛看着我，又轻轻摇头。“为什么？”她说。

    “这是你的工作。”我说。

    她看看我然后把头转开，又闭上了眼睛。“操。”她说。

    “这下好啦。”门边传来一个洪亮的喜滋滋的声音，带着浓厚的巴哈马口音。“男士们请回避。”我循声望去，一位乐呵呵的胖护士进来了，开始轰我们。“姑娘要休息啦，你们老在这儿打扰，她可休息不好。”护士说。她把“打扰”说成了“打脑”，我正笑话她的口音，却没留神她轰的就是我。

    “我才来。”我说。

    她抱着胳膊跟座塔似的矗立在我面前。“那你得攒钱付停车费了，你还是现在走吧。”她说，“好啦，先生们，”她转向丘特斯基，“你们俩。”

    “我？”他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你。”她举起一根手指严肃地指着他，“你已经待了老半天了。”

    “可我得留在这儿。”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