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煤气。”库尔特警探告诉我。我靠着急救车一侧拿冰袋敷着头。我的伤其实非常轻微，但因为伤在自己身上，所以感觉比较严重。我一点儿都不喜欢，更不喜欢我引起的注意。街对面温布尔家的废墟中，消防员还在往冒烟的瓦砾堆上喷水。房子并没完全被毁，但中部一大部分从房顶到地面都没了，房子肯定贬值了不少。

    “所以，”库尔特说，“他让煤气从墙壁供热系统泄漏出来，进入那个隔音室，又点燃了什么东西扔进去，我们还没查明是什么，然后他在爆炸前跳出了门。”库尔特停了一下，举起随身带着的大瓶“激浪”灌了一口。我看着他的喉结在松弛肮脏的皮肤下动了几下。他喝完后将食指伸进汽水瓶口，用胳膊蹭蹭嘴，然后看着我，好像我不让他用纸巾似的。

    “你说为什么是在隔音室？”他问。

    我摇了一下头又停住，头还挺疼。“他是个录像编辑员。”我说，“他可能需要隔音室录音。”

    “录音，”库尔特说，“而不是把人剁了。”

    “对。”我说。

    库尔特摇了摇头，显然他的头一点儿都不疼。他摇了好几秒，边摇边看着冒烟的房子。

    “所以，你当时在这儿，不过为什么？”他说，“我不大懂这部分，德克斯特。”

    他当然不懂这部分了。我尽一切努力就为了不回答关于这部分的任何问题，每次有谁接近这个话题我都摇头摆手装死装活。当然我知道，迟早得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可难的就是这个令人满意。从我爬起来，到靠在树上欣喜地发现自己的四肢仍然能活动，到我被包扎好，库尔特过来跟我说话，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没想好借口。这会儿库尔特转过头直勾勾地看着我，我知道自己没法儿再拖了。

    “那么，是怎么回事儿？”他说，“你为什么会在这儿？取干洗好了的衣服？兼职送比萨？还是怎么的？”

    亲耳听到库尔特表现出微弱的智慧真是挺令人惊讶的。我一直都把他当成超无趣、超弱智的废物点心，除了填写事故报告之外什么都不会。可这会儿他正在非常专业而且面无表情地向我发问。要是他连这个都会，我得想到他也能做二加二的算术题了。我真为此震惊。于是我打起精神，决定认真地撒个带点儿小真相的弥天大谎。“是这样，警探。”我说，带着一副又痛苦又犹豫的表情，我暗自得意。然后我闭上眼，深吸一口气——我认为这一系列动作都是奥斯卡的经典桥段。“抱歉，我的头还有点儿晕，他们说我是轻微脑震荡。”

    “是在你来之前吗，德克斯特？”库尔特说，“你还能回忆起你为什么到这儿来吗？”

    “我记得，”我勉强说道，“只是……”

    “你觉得不舒服。”他说。

    “是，就是这样。”

    “我能理解。”他说，我以为我就此蒙混过关了，可惜没有。“但我不能理解的是，”他残酷地说道，“你他妈到底为什么会在这他妈的房子爆他妈的炸的时候正好在这儿。”

    “不太容易说清楚。”我说。

    “我想也是，”库尔特说，“因为你还没说呢。你会告诉我的，对吧，德克斯特？”他从瓶口拔出手指，喝了一口，又把手指塞回去。瓶子空了一大半，挂在那里，看上去跟个让人不好意思的医疗外挂设备似的。库尔特又抹了一下嘴。“你瞧，我真的知道，”他说，“因为他们说里边有具尸体。”

    我的脊梁骨自上而下地滚过一阵微微的震动，从头顶到脚后跟。“尸体？”我尖锐地问了一句。

    “嗯，”他说，“一具尸体。”

    “你是说，死了？”

    库尔特点点头，脸上一副好笑的神情盯着我，我发现这会儿我俩对调了角色，我成了笨的那个。“对，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