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道：“哦，嘿，哥们儿，医生说——”话没说完，我的手机响了，我伸手去摸手机，这当儿一个医生走进病房说：“这里。”两个实习医生紧跟在他身后。

    然后我稀里糊涂地听着医生、电话和丘特斯基在说话：“嘿，哥们儿，这是医生——童子军，阿斯特的朋友得了腮腺炎——高级神经中枢看起来在回应……”

    我再次为自己不是个正常人而高兴，因为如果我是正常人的话，肯定会拿椅子砸医生，然后尖叫着夺门而出。而此刻我朝丘特斯基挥挥手，转过身离开医生，专注于电话。

    “抱歉，我没听见你说什么，”我说，“你能再说一遍吗？”

    “我说，你要是能回家就好了，”丽塔说，“如果你不是特别忙的话。因为科迪今晚参加他的第一次童子军活动，阿斯特的朋友露西得了腮腺炎，也就是说阿斯特不能去她家过夜，所以我们俩有一个得在家陪着她。我想，如果你的工作不是特别忙的话……”

    “我现在在医院。”我说。

    “哦，”丽塔说，“哦，那好吧，她好点儿了吗？”

    我看看那一小群医生。他们正查看一小堆显然跟德博拉有关的文件。“我想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了，”我说，“医生现在就在这儿。”

    “哦，要是这又——我猜我能——我是说，阿斯特可以跟科迪一起去童子军活动——”

    “我带科迪去童子军，”我说，“让我先跟医生说两句。”

    “如果你确定，”她说，“如果这样，你知道。”

    “我知道，”我说，尽管我不知道，“我马上回家。”

    “好吧，”她说，“我爱你。”

    我挂了电话，转身看向医生。其中一名实习医生正翻起德博拉的眼皮，用一只小手电筒检查她的眼球。真正的医生正注视着他，手里还拿着一个文件夹。

    “劳驾。”我说，他抬眼看我。

    “有什么事儿吗？”他说。脸上带着一个我能看穿的虚假微笑。笑得几乎跟我一样好。

    “她是我妹妹。”我说。

    医生点点头。“亲属，好吧。”他说。

    “有进展吗？”

    “嗯，”他说，“高级神经中枢看起来恢复功能了，自主反射也不错，没发烧和感染，所有预后分析都显示将在未来二十四小时内出现好的进展。”

    “太好了。”我期待地说。

    “不过，我得警告你，”他说，带着装出来的皱眉以示严重，“她失血过多，这会引起永久性的脑损伤。”

    “但现在还不能确诊？”我说。

    “是的，”他说，使劲儿点头，“就是这么回事儿。”

    “谢谢你，医生。”我说，然后绕过他走了两步到了丘特斯基那里，丘特斯基为了给医生腾出地方检查德博拉，正站在角落里。

    “她会没事儿的，”他告诉我，“别被这些家伙吓着，她绝对会没事儿的。记住了，我让泰德尔大夫来看过了。”他压低声音小声说，“不是对这些家伙不敬，但泰德尔比他们棒多了。他把我恢复原样，我伤得比这个厉害多了，”他说着朝德博拉点点头，“我也没有脑损伤。”

    考虑到他表现出来的极端乐观主义精神，我不太确定他的话是否是真的，但也没必要辩论。“好吧，”我说，“我稍后再跟你联络。我家里有点儿急事儿。”

    “哦，”他说，皱了皱眉，“家里都还好吧？”

    “都好，”我说，“是童子军的事儿让我担心。”

    我随口一说的告辞台词，没想到却一语成谶。

    丽塔给科迪找的童子军组织在离我们家几英里远的金湖小学举行活动。我们到得有点儿早，就在车里等了一会儿，科迪面无表情地看着几个和他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