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钟后，我打电话到报社找到伦·科亨，告诉他不久人们都会知道他所了解的一切，如果他能将我们的名字拼对，那他就可以让读者知道他是从我们这里得到有关情况的。当然他希望了解更多的情节，可我将电话挂了。11：24我们对海伦·格那德的款待表示感谢并请她转告我们对医生的谢意。然后离开了那所房子。出门走了60码，我们来到了沃尔夫的住所，发现门是栓上的，按了按门铃，不一会弗里兹打开了门让我们进去。他告诉我们，昨天在我们离开十分钟后，帕里·斯迪宾斯中士来了，格拉莫检察官是6点来的。他没有带搜查证，可他在8：45和10：19来了两次电话。在办公室门口，沃尔夫问菜做得怎样了，弗里兹说：“请放心。”我们进了办公室。沃尔夫合上眼，一动也不动地坐在他办公桌旁那张唯一他能坐下的椅子里。我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打开那些邮件。听到了门铃声，我走出去开门，只见检查官格拉莫多皱的脸上泛起了红晕，宽大的双肩耸得更高了。他根本不理睬我，径直走向办公室。关上了门后，我听到他粗鲁地问：

    “昨天中午以后你和古德温上哪儿去了？”

    12：35时，他吼道：“我想了解过去的24小时内你和古德温的行踪。”

    我们转入了正题。我充当了这次谈话的主角：在场所有的人——嗯，是六个还是八个人——都知道，我和一台录音机的区别就在于你可以向我提问题。我们把怀尔太太邮件里的那张字条交给了检查官，还有另外两份怀尔太太和奈普先生在电话里谈话内容的记录副本。我强调说吉米是活着回来的，他妻子遵守了她对绑架者的许诺。格拉莫跺着双脚询问为什么在吉米死后，我们24小时一直还替他保密。很清楚是因为沃尔夫为了保住银行里存进的钱，他知晓此谋杀的关键，但拒绝提供情况，为了挣得一笔钱而阻碍了伸张正义。

    沃尔夫哼哼着，这使我感到不舒服。到现在仍得替怀尔太太考虑，并且我们也不知道吉米是被谋杀的。我读过那位铜像专家所写的文章，那上面认为此案可能属偶然事故，是这样吗？格拉莫没有说话，他当然也并不是非得说什么。他站在那儿就足以说明这事已不言自明了。他说我们当然已读过了晨报刊载的区检察办公室的陈述，那上面说，怀尔死于铜像倒塌，现场勘察完毕以后将作出最后结论。然后他将口中熄灭的雪茄烟吐出来，说他仍想知道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我们都在哪儿。

    沃尔夫并没有被激怒，他回到了他的屋里，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一小时后，饭菜就要做好了。他说：“正如我对你说的那样，我们早知道会被缠住，我们逃走了。上哪儿去是无关紧要的。我们什么也没干，也没和任何人接触过。今天上午11点，我们尽完了对怀尔夫人的义务。古德温先生给你办公室打了电话，你没有理由发火，甚至现在你也没说你是在调查一桩谋杀案，你只是试图证明是否有人在犯罪。阻碍伸张正义的罪名可不能成立。你对古德温先生提出的问题表明你怀疑他正试图找到从怀尔夫人书房失踪的那台打字机。真是无稽之谈，昨天以来他根本没有寻找任何东西，我也一样。我们对此事已不再感兴趣。我们对怀尔夫人也没有更多的义务了。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任何当事人了。假如是她自己杀了尤特丽小姐和怀尔先生，这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但也不是不可思议的。我不再欠她什么了。”

    “她已付给了你六万美元。”

    “可我是按劳取酬的。”

    格拉莫站起来走到我的办公桌旁，让雪茄从手中落进废纸篓。这一举止极为反常，因为他惯常是将烟头远远地投向废纸篓而往往又投不中。他走回去从地板上拾起他的帽子，转过身对沃尔夫说：“我需要一份由你和古德温签了名的详尽陈述书，在四点钟送到我的办公室。地区检察院可能要传见古德温，如果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