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卡尔洛的店，和准备送东西给客户的阿媚分手后，秋生在皇后大道上拦到了专线小巴。香港本岛中心除了众所周知的双层城巴以外，还有红色车顶的公共小型巴士和绿色车顶的专线小巴四通八达。由于公共小巴和专线小巴都是小型巴士，秋生一开始完全无法分辨两者的差异。

    专线小巴虽然和普通巴士相同，但只要在小巴的行走路线上，可以随叫随停，也可以随时下车。近距离移动时，搭专线小巴非常方便。另一种小巴有点像是共乘出租车，虽然目的地固定，但在和司机交涉后，可以自由变更路线。不过，司机只会说广东话，如果上错车，就会在车上不知所措。

    秋生以前并不知道小巴的这些规定，第一次坐车时，完全听不懂司机的问话，遭到车上乘客的白眼，还被司机赶下车。之后，当他和阿媚聊起这件事时，阿媚捧腹大笑，告诉他为什么会遭到这种不合理的待遇。

    “我从来没有听过外国人到香港会搭小巴，当大家看到有人不会说广东话，又六神无主的样子，以为一定是福建乡下来的。香港人觉得和福建人在一起，自己也会感染到他们的晦气。这种时候，你一定要大声说英语。于是，大家就知道‘哦，原来是外国人’，乘客中就会有人亲切地告诉你怎么搭车。不过，阿秋，我拜托你还是搭出租车。”

    香港的出租车起步价是15港元，相当于200日元多一点，绝对不算贵。但是，搭小巴和电车只要两港元（约30日元），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除非是深夜，否则，秋生很少搭出租车。在人口密集的香港，拥有私家车很花钱，而公共交通工具的费用却很便宜。而且，秋生也不想和语言不通的司机两个人坐在出租车上。所以，当他近距离移动时总是搭专线小巴。

    小巴经过上环后不久，他叫了一声“停车”后下了车。只要知道，这句如同魔法般的咒语，专线小巴就会随时停车。

    前往澳门的渡轮码头就在上环，虽然和金融街中环只相差一站，却是香港典型的庶民区，沿街到处可以看到专卖各种海产干货的南北货商店。第一次造访这里时，秋生冷眼看着堆积如山的干鲍鱼和鱼翅，有一种好像浅草和丸之内相邻的感觉。

    走进一条挂满了大众餐厅和食品店大招牌的小巷道，秋生在一幢老旧的商住大楼前停下了脚步。入口处是一道崭新而牢固的铁门，旁边装设了按键式的电子锁和对讲机。他拿起对讲机，按下“901”，传来用广东话盘问的声音，他报上“阿秋”的姓名后，铁门就打开了。

    他搭随时都可能停止运行的旧式电梯来到九楼，沿着邋遢而狭小的走廊走到尽头，就是陈先生的公司。他轻轻敲了敲门，厚实的门另一端传来上下双重锁打开的声音，看起来为人亲切的肥胖男人把圆脸探了出来。他修剪得很整齐的头发三七分，酒糟鼻上戴了一副圆眼镜，穿卡其色直条纹的夹克，却打了一个领结。虽然他坚称领结是他的注册商标，但无论怎么看，他都不像是规矩的生意人。

    “阿秋，有没有赚到钱？”

    陈先生像大阪人一样，用不太流利的英语问道。他的声音很洪亮。秋生耸了耸肩，他哈哈大笑起来，用力拍了拍秋生的背。

    陈中信五十多岁，“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决定逃到香港。他在鲨鱼出没的大鹏湾游了一天一夜，才终于来到这个资本主义之地。陈先生的父亲是广州一所普通高中的教师，因为在学校教英语，就被喊着“造反有理”的学生贴上了“反革命”的标签。陈先生每天都跟着他姐姐一起去参加批斗大会。他的父亲被拉到讲台上，身体半蹲，双手伸到背后，做出名为“飞机”的姿势，连续“反省”好几个小时，直到失去意识为止。最激烈批斗父亲的，正是陈先生的姐姐。几个月后，陈先生的父亲在绝望中自杀了。

    “文革”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