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后，学生们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下乡来到农村，陈先生被分配到广东省的偏僻农村养猪。他在猪舍二楼被监禁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整天喂猪吃饲料，帮猪洗澡，处理猪的排泄物。最后，陈先生把自己照顾的猪全杀了，投奔香港。

    “如今我知道，如果当时我姐姐不批斗父亲，她就会被当成‘反革命分子’受批斗。但是，我不知道看到我姐姐时，自己能不能原谅她，所以，我从来不回广州。”

    当秋生和陈先生在夕阳照射的办公室内聊天时，他曾经这样喃喃说道。

    来香港后，陈先生曾经做过许多生意。听别人说，其中也不乏见不得人的工作，但陈先生很少提及当时的事。如今，他经营这家提供电话秘书和信箱服务的公司，手下有五名员工。公司里有十部电话，每个电话上都贴着签约公司的名字。当电话铃声一响，总机就会以签约者“董事长秘书”的身份应答，请对方留话，或是转接到指定的手机上。国外的电话都由阿媚负责接听，还有一些棘手的电话也都是由阿媚负责处理。但使用电话秘书服务的公司通常不会有太多电话，工作也不会太忙碌。

    不到20平方米的狭小办公室内，墙上放着隔成很多小区块的架子，里面杂乱地塞着信件。陈先生从里面拿出寄给秋生的信件，嬉皮笑脸地说：“又是一大堆情书，阿媚吃醋起来会很可怕哟。”他左脚一瘸一拐的，据说是来香港后被车子撞的，但实情就不得而知了。陈先生的最大缺点，就是他的笑话很冷，而且，会不厌其烦地重复老掉牙的冷笑话。秋生通过租房子的房屋中介，认识了陈先生。

    陈先生的客人都是一些用伪造的姓名收发信件，或是有什么隐情，不方便把信件寄到家里的人，几乎没一个好人。偶尔也会因为做生意的关系，需要利用这个办公室充当门面的情况，但通常只要生意稍有起色，客人就会自己租用办公室。然而，如果对顾客的隐私太好奇，生意根本做不下去。尤其是最近，随着大型秘书服务公司盛行，开始大打广告作宣传，像陈先生这种零星小企业，即使明知道客人的背景不单纯，也只能照单全收。

    “做这个生意，看到的都是一些人渣，真是受够了。”这是陈先生的口头禅。

    在这些顾客中，秋生最规规矩矩。不知道为什么，五十多岁还没有结婚的陈先生很欣赏秋生，每次秋生去公司，陈先生就请他到附近的大众餐厅吃饭。秋生就是在这种交往方式中，慢慢了解到陈先生前半生的经历。

    秋生的信件都是香港、美国和境外市场的金融机构寄给他的月结单。正因为陈先生知道这一点，所以才会每次看到秋生时，就挖苦他：“有没有赚到钱？”秋生是把陈先生的公司，而不是租的公寓作为自己在香港的联络点。

    秋生借用了一张办公桌，打开二十几封信，把一些DM直投信件和基金运作报告丢进垃圾桶，拿出月结单，集中在其中一个信封。帐户的余额可以在网络上确认，根本不需要一一核对。而且，这一年多来，秋生根本没有做过任何交易，唯一的交易纪录就是银行存款和MMF

    秋生拿出土木建筑店老板夫妇给他的那张2，000港元、没有写抬头的支票交给了陈先生，说：“这是这个月的月费。”陈先生接过支票说：“月底再付就好了，还有一段时间，你不用这么客气。”但他还是动作利落地打开上了锁的抽屉，把支票放了进去。虽然他说的话很客套，动作却没有丝毫的顾忌。在香港，如果不收别人已经拿出来的钱，反而可能被误会为居心不良。

    若每个月光是转接电话和信箱服务，2，000港元实在太贵了，不过，秋生视之为一种保险费。如果有人打电话到这里，总机会转到秋生的手机，但至今为止，他从来没有用过这项服务。他留了家里的电话给介绍他生意的中介，欧美的银行很吝啬，除非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