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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里茨来到门口说轿车已到，沃尔夫告诉他几分钟就好。

    我对沃尔夫的沉着果敢有了新的认识，他已经安排当晚九点在办公室召集“白羽毛联盟”成员，一切基本就绪。可他还没见到蔡平呢！当然也许朵拉已对他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自白书里提到的两点细节，但要在虚线上签名的不是朵拉，而是她那身材矮小、长着浅色眼睛的瘸丈夫。还好沃尔夫没把这差事交给我，尽管这意味着他在两天之内出门两次，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他已付诸行动，星期六晚我们回家后，他就给波士顿、费城和华盛顿打了电话，今天一大早，在他自己的房间里又接着打电话，会议在筹备中。我要立即办的就是继续联系其它人，最好电话联系，尽量让他们都参加。

    临出门，他又给了我项更急的活儿，让我马上去见伯顿夫人，问她两个问题。我建议打电话，他说不行，如果能见到女儿和女佣就更好了。弗里茨站在门口，拿着他的外套。沃尔夫说：

    “差点儿忘了，我们的客人会口渴的。弗里茨，放下外套到这儿来，让我们看看都需要什么。阿奇，如果不介意，你快出发吧，三点之前得回来。我们商量一下，弗里茨，上周我注意到卡伯特先生喜欢埃尔默苏打——”

    我走了，到车库取车，冰冷的空气在我的肺里熠熠生辉。我把车开出去，仔细检查一番，找不到一道划痕，就是那时，我开始思考奇迹问题。我又上了车，向城里开去。

    我为沃尔夫捏着一把汗。我觉得他把事情安排得如此仓促紧凑是不理智的。不错，安德鲁·希巴德的承诺当晚就到期了，但也许能说服他延长，何况是否把他作为噱头在会上推出显然不是什么至关重要的事。不过沃尔夫就是这样，他可等不及自白书稳落袋中。那种姿态，那种对运气嗤之以鼻的姿态的确是他性格的一面，或许还是很重要的一面。关于沃尔夫，还有许多事情我都无法装明白。不管怎样，没有哪项法令禁止人们担心，可想想如果保罗·蔡平犯了倔，那晚的会议将如何收场，对我的脑袋也真没什么好处。去九十街的路上，我一直在盘算这些事。

    沃尔夫说了我要问伯顿夫人的这两个问题都很重要。第一个问题很简单：伯顿大夫是否在星期六晚六点五十分到七点之间给保罗·蔡平打电话让他来见他？

    第二个问题要复杂些：星期六晚六点三十分，有一双灰色手套放在伯顿家门厅的桌上，靠近室内门那一端。从那时起到七点二十分，房里是否有人挪动了手套？

    我挺幸运，所有人都在。管家让我在客厅等，伯顿夫人来这儿见我。她满脸病容，一袭灰衣，衬得脸色更难看了，但她的脊柱依然挺直。第一个问题用了大约九秒，答案是没有，绝对没有。星期六晚六点三十分以后，伯顿大夫没有打过任何电话。第二个问题就要多费些时间了。不可能是库尔茨夫人，因为那时她不在。女儿是在六点三十分离开的，似乎也不可能，但我还是让伯顿夫人把她叫过来，以便确证。她来了，她说没把手套放在门厅桌上，也没在桌上看到什么手套。伯顿夫人大约六点回来，直到七点三十三分听到枪声，才又跑到门厅。她说她没把手套放在桌上，也没动过什么手套。她叫罗斯来。罗斯来后，我问她，星期六晚六点三十分到七点二十分是否从门厅桌上拿走了一副手套。

    罗斯不看我，却看着伯顿夫人。她犹豫片刻后说：“没有，夫人，我没拿那副手套，但蔡平夫人——”

    她停下来。我问道：“你在那儿看到手套了？”

    “是的，先生。”

    “什么时候？”

    “我去给蔡平夫人开门时。”

    “蔡平夫人拿走了那副手套吗？”

    “没有，先生，她把手套拿了起来，我就是那时注意到手套的。她把手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