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去，7月到。紧接着就是美国国庆。

    在总部大楼前举行了庆祝活动，黑色的本迪戈王旗旁边升起了星条旗，埃布尔·本迪戈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但这是做给尊敬的詹姆斯·沃尔布里琦·莫纳修看的，他作为美国政府的非官方代表光临博迪根公司，说明这个拥有独立君主权的实体对友好政府的礼貌。代表还有英国的克利兹爵士和法国的卡萨贝尔。之后，在一层大厅里举行鸡尾酒会，埃勒里和他父亲都没有受到邀请。他们事后得知几轮祝酒后醉倒了几个——当然是为了缺席的本迪戈大王的健康，特致此意的有美国总统、英国女王和法国总统。

    本迪戈仍困在住宅楼侧翼的医院病床上，24小时有人守卫。斯托姆博士发布的模糊信息给人的印象是病体恢复得很快。到7月4日病人将能坐起来。但是，除了他的妻子和弟弟埃布尔，他不接待任何探视者。马克斯一号不能算是探视者，他从不离开病房，不但一日三餐在那儿吃，连卧榻也仅距他的主人一臂之遥。

    卡拉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医院里过的。除了晚餐时间，奎因父子得看到她，即使神情紧张地和父子俩东拉西扯，也还是戒备地避开他们最关心的话题。埃布尔就更难见了；因为大王无助地躺在病床上，总理大臣更成了大忙人。

    朱达也让人吃惊。谋杀未遂后的头一个星期他一直处在警卫的紧密控制下，三角钢琴后面那六大箱塞贡扎克上等陈酿，奉埃布尔·本迪戈的命令被搬走。但朱达仍然酒味飘身。他的套间被一遍遍地搜查，偶尔能在很明显的隐藏地点找出一两瓶；警卫怀疑他是在拿他们耍着玩。他最主要的供应源始终没有找到。有好几天朱达处处表现出他很满意这种嘲弄人的方式。对他的禁闭解除之后，他被允许在住宅区自由活动，除了位于侧楼的医院。最后，让他戒酒的尝试也放弃了。顺理成章，原本处于地下状态的私酒运输队伍也半公开地活动起来。

    奎因对朱达的获释百思不得其解，他们连着几天都在追寻答案。终于，他们成功地堵住了埃布尔。当时已是深夜，他回到住宅区来，想必是奔卧榻而去。

    “我说的是实话，先生们，我没有躲你们。大王躺倒，我忙得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埃布尔比往常更显苍白，窄肩膀软沓沓地垂着，“你们想问什么？”

    “很多。”埃勒里说，“我看就从朱达说起好啦，你为什么下令释放他？”

    埃布尔叹口气：“我是要解释的。你们不在意我坐下谈吧？……这是让我头疼的事之一——也可以说是最让我头疼的——怎样才能让6月21日午夜发生的事不传出去。你们想必已经知道，莫纳修先生、克利兹爵士和卡萨贝尔先生都以为大王患流感而卧床。如果他们得知他实际是一次未遂谋杀的对象，这消息就会起到非常严重的一系列反响；而且是全球性的。我们的业务是很敏感的，先生们，分布很广——正像欧洲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前几天说的——大王一旦伤风，全世界都会打喷嚏。”

    埃布尔微微一笑，但奎因父子仍绷着脸。

    “这与你弟弟朱达有什么关系？”警官问。

    “从美、英、法来的那几位先生精明得很。如果朱达长时间不露面他们就会起疑心。他们会把两件事往一块儿连——大王的突‘病’和朱达的失踪。”埃布尔摇摇头，“现在这样要安全一些。朱达不可能再接近大王。他被不露痕迹地严密监视着。”

    奎因父子一时语塞。

    然后警官说：“还有一件事，本迪戈先生。我们为试图求见斯托姆博士的病人，却被拒之百米之外。有些问题我们非得问他本人不可。安排一次病床边的探视如何？”

    “斯托姆博士不会允许的。据他说，我哥哥仍然是个重病号。”

    “据我们所知你每天都去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