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把两叠牌分别放在一个单独的信封里，做好标记。桌上的牌也一样。一完事就尽快带回来交给我。”

    “先生……”老人急急忙忙有话要说。

    “不，不，巴克斯特先生，现在我还不想说。我只有一种假设，而且其中还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福尔摩斯眉头深锁，“但无论如何，当务之急是弄清楚蜡像们在玩哪种牌局。”

    与塞缪尔·巴克斯特及其孙女一道，我义无反顾地步入雨势滂沱的暗夜中。虽然巴克斯特小姐不愿意，大约不到十分钟后，我们三人还是来到了恐怖之屋的赌博造型前。

    名叫罗伯特·帕斯尼普的那个年轻人长得不坏，明显是被埃莉诺·巴克斯特的魅力所深深吸引。他点燃了满是灰尘的蓝色煤油灯。饶是如此，阴郁的房间仍旧泰半浸淫于黑暗之中。一干面目朦胧的蜡像们恍若蜘蛛般屏息蛰伏，待访客转身便纵身扑来，令人毛骨悚然。

    陶平夫人的蜡像展品盛名在外，自是无须赘述。但这组名为“犯罪记录”的蜡像群给我的印象却相当不快。从氛围到色调，加上那些十八世纪流行的假发和短剑，这些场景全无生活气息可言。福尔摩斯的幽默真是不合时宜——他曾调侃我在牌桌上作弊，如果我果真玩过那种神秘的把戏，在这个展览面前将会受到良心上的巨大考验。

    当我们弯腰钻过铁栏杆，来到那两名赌徒身边时，我的心情更为忐忑。

    “见鬼！内莉，别碰那些牌！”巴克斯特先生在自己这片地盘上简直就是个暴君，但他对我却换了一副口吻：“您看，先生！在这儿，”他缓缓数着，“这个坏人手里有九张牌，那个年轻人手里有十六张。”

    “听！”年轻姑娘低声说，“楼上是不是有人在走动？”

    “见鬼，内莉，那是帕斯尼普。要不然还会是谁？”

    “你说过桌上的牌没怎么弄乱，”我说，“的确，这位‘年轻人’面前的一小叠摆得整整齐齐。他手肘边有十二张牌……”

    “啊，坏人这边有十九张。很有趣的牌局，先生！”

    我点头称是，用手指碰了碰蜡像的手指，既好奇又有些不舒服。我将几叠不同的纸牌分别放入四个做好记号的信封里，匆匆上楼离开这憋闷的洞窟。正好有辆马车停下，车夫将一个醉得不省人事的客人送到家门口。虽然巴克斯特先生坚辞不受，我还是再三坚持把他和巴克斯特小姐送上马车回家去了。

    兴冲冲赶回我的朋友那温暖舒适的客厅时，我惊愕地发现福尔摩斯竟离开了沙发，就着书桌上的台灯，在绿色灯罩下急切地翻查一本地图集，右臂下支着一根拐杖。

    “够了，华生！”福尔摩斯不顾我的抗议，“信封呢？好，好！快给我。多谢。年纪大些的那个赌徒，也就是背对观众的那个，他手里是不是有九张牌？”

    “福尔摩斯，这太不可思议了！你怎么会知道？”

    “用逻辑，亲爱的朋友。我们来看看。”

    “等等，”我断然道，“之前你说过要一根拐杖，可这么短时间里你是从哪儿弄来一根的？这根拐杖可非同一般，看样子是用某种轻便的金属制成的，在灯光下闪闪发亮——”

    “是啊，是啊，我早就弄到手了。”

    “早就有了？”

    “这根拐杖是铝制的，得之于从前的一起案子，那时候你这位传记作者还没有开始为我歌功颂德呢。其实我曾对你说起过，但你已经忘了。行行好，忘了这拐杖，好好检查这些纸牌吧。噢，妙极了，妙极了！”

    就算眼前出现一座珠光宝气的金山，他也不可能像现在这般心醉神迷。就连我向他讲述方才的所见所闻时，他也喜不自胜。

    “怎么，你还不明白？那你拿着这九张牌，华生。按顺序把它们放到桌上，然后把每张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