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先生，这是上帝的惩罚！”在贝克街的房间里，我们曾多次听到这种说法，但鲜有几次能比詹姆斯·艾普利牧师的求救更令人惊愕。

    不必翻查笔记本我也能记起，那是一八八七年的一个大晴天。早餐时来了一封电报，夏洛克·福尔摩斯不耐烦地叹了口气，将它扔到我手里。电报中只说詹姆斯·艾普利牧师欲于当天早上登门求见，咨询一桩教会事务。

    “说真的，华生，”福尔摩斯照例在早餐后点燃了烟斗，有些刻薄地评论道，“每当牧师们来向我求教布道该持续多长时间或是收获节的活动该如何安排这些事情时，我的生意就陷入困境了。我深感荣幸，但爱莫能助。《圣职者名录》如何形容这位古怪的委托人？”

    我一直尽力按我这位朋友的步调行事，所以早就开始翻查圣职人员名录。我只查出这位先生是萨默塞特一座小教堂里的牧师，曾写过一篇关于拜占庭时期医学研究的论文。

    “对于一名乡村牧师，他的志趣倒颇为独特，”福尔摩斯说，“啊，除非是我大错特错了，否则他已经亲自上门来啦。”

    话音未落，便听得楼下门铃声大作，哈德森太太还未及通报，来客便冲进屋来。他又高又瘦，双肩嶙峋，一身乡村牧师装束，面容和蔼，有几分学者风范，留着长长的络腮胡。

    “尊敬的先生们，”他边说边用近视眼从椭圆形的眼镜后头凝视着我们，“请务必相信，我保证情势已迫在眉睫，所以我才提前赶来打扰。”

    “没关系，没关系，”夏洛克·福尔摩斯愉快地回答，示意他坐到壁炉前那张空空如也的柳条椅中，“我是个顾问侦探，因此我的私人空间比起医生也多不到哪儿去。”

    牧师刚刚坐定，便急急忙忙口出惊人之语，也正是本文开头我引用的那句话。

    “上帝的惩罚，”夏洛克·福尔摩斯重复了一遍，虽然他已经压低了嗓门，但在我听来却带着激动和兴奋。“那么，亲爱的先生，此事定然在你专业领域范围内，而非我所擅长吧？”

    “请多包涵，”牧师急忙说道，“我的用词或许有些过火，甚或十分不敬。但你必定能够理解，这起可怕的事件，这……”他倾身向前，音量愈发微弱，近乎耳语，“福尔摩斯先生，这是罪恶，是冷酷无情、处心积虑的罪恶！”

    “请相信，先生，我正洗耳恭听。”

    “约翰·崔朗尼先生——我们都喊他大地主崔朗尼——是方圆数英里内最富裕的地主，四天前他在睡梦中过世了，距他的七十岁生日仅有三个月。”

    “唔！这也算不上多么离奇。”

    “不，先生，听我说！”牧师喊道，伸出一根长长的食指做了个挡住嘴唇的古怪手势，“约翰·崔朗尼身强体壮，精力旺盛，没有任何内脏病变，看上去至少比同龄人年轻十来岁。村里的保罗·格里芬医生——顺便说一下，他是我的侄儿——断然拒绝出具死亡证明书。更糟的是，还进行了所谓的验尸。”

    夏洛克·福尔摩斯穿着他那件鼠灰色的便袍，本来一直懒洋洋躺在安乐椅中，此刻半睁开眼睛。

    “验尸！”他说，“是由令侄进行的吗？”

    艾普利先生吞吞吐吐：“不，福尔摩斯先生，是利奥波德·哈珀先生主持的，还健在的法医学家之中，他堪称首席权威。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可怜的崔朗尼并非自然死亡，但既没有报警，也没有惊动苏格兰场。”

    “啊！”

    “另一方面，”艾普利先生不安地说，“崔朗尼也不是被谋杀的，而且他不可能被谋杀。最先进的医疗检验技术显示，不可能有任何原因导致他的死亡。”

    一时间我们的客厅里鸦雀无声，夏日的阳光照耀在半掩的窗帘上。

    “亲爱的华生，”福尔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