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我的笔记本中发现，一名痛恨钟的男子那件奇事首次引起我的朋友夏洛克·福尔摩斯注意，是在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星期三的下午。

    我曾在别处提及，我只听闻了此事的模糊概况，是因为它发生在我婚后不久。当然，我甚至曾说明过，我婚后首次拜访福尔摩斯是在次年三月。但鉴于此案极为微妙，相信我的读者们能够谅解我引而不发的苦衷，毕竟我素来下笔谨慎，不爱哗众取宠。

    在我婚后数周，我妻子因一件牵涉到塞笛厄斯·舒尔托、且攸关我们未来之财富状况的要事，不得不离开伦敦。她离去后，我难以忍受新居的寂寥，便回到贝克街的旧居中住了八天。夏洛克·福尔摩斯并未加以质疑或说三道四便欢迎我回归。但我必须坦承，第二天，也就是十一月十六日，一开始就没有好兆头。

    那天严寒刺骨，整个早晨窗户上都弥漫着黄褐色的雾霭。台灯和煤气炉在发光，壁炉里也火焰熊熊，它们的光芒映射出午后餐桌杯盘狼藉的景象。

    夏洛克·福尔摩斯心神不定，坐立不安。他蜷缩在安乐椅中，身披那件老旧的鼠灰色便袍，嘴里叼着樱桃木烟斗，浏览着早报，时不时嘲弄般地评头论足。

    “没什么趣闻吗？”我问道。

    “亲爱的华生，”他说，“自从臭名昭著的布莱星顿一案后，我开始担心生活将变得单调乏味、一成不变了。”

    “不见得，”我反驳道，“今年总归还是发生了不少令人难忘的案件吧？你受到的刺激过度了，亲爱的朋友。”

    “说实话，华生，这个问题还轮不到你来向我说教。昨天晚餐时我斗胆敬了你一瓶红葡萄酒，你居然就滔滔不绝地大谈特谈婚姻生活的乐趣，我当时真害怕你会永远说个没完。”

    “亲爱的朋友！你是在暗示我被酒精冲昏头脑了吗？”我的朋友用他那独特的表情审视着我。

    “也许冲昏你头脑的不是酒啊，无论如何！”他指了指报纸，“报上那些自以为大得我们欢心的胡言乱语，你看过了吗？”

    “恐怕还没。这份《英国医学期刊》——”

    “好了，好了！”他说，“一个又一个展望来年赛马季的专栏，不知怎的，一匹马比另一匹马跑得快这种事总能让英国民众大惊小怪。恐怖分子们第若干次在敖德萨策划针对亚力克谢大公的阴谋。一整篇头条社论都在探讨一个犀利无比的问题：店员是否应当结婚？”

    我强忍着没打断他，要不然他的冷嘲热讽会有增无减。

    “罪案在哪里，华生？那些缺少了玄奥离奇的因素就变得枯燥干瘪的罪案都哪里去了？我们将永远和它们失之交臂了吗？”

    “听！”我说，“那是门铃声没错吧？”

    “从外头的喧闹声判断，来人行色匆忙。”

    我们不约而同来到窗前，俯瞰下方的贝克街。浓雾略略消散了些，只见我们门前的路边停了一辆精致的小马车，一名头戴高帽、身穿制服的马车夫正关上车门，门上镶着字母“M”。楼下传来一阵低语，紧接着楼梯上响起轻盈急促的脚步声，我们客厅的门被砰地推开了。

    发现来客是一位年轻女士时，我们俩都吃惊不小。该说是一位女孩才对，因为她绝然还未满十八周岁。

    我很少在一张年轻的面庞上寻觅到如此这般的美丽、优雅与敏锐。她那湛蓝的大眼睛焦虑地凝望着我们，似有所求；浓密的褐发盘在一顶小帽之下，一身旅行洋装外头罩着一件俄国羔皮滚边的暗红色外套。她戴着手套，一手提着一只旅行箱，标牌上刻有“C.F.”字样，另一只手则捂在胸口。

    “噢，请原谅我贸然登门！”她哀求着，气息急促，但低回的嗓音颇为悦耳，“抱歉，请问哪一位才是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