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护士也回了病房。她花了几分钟时间检查了伊莱的几项重要指标，随后向加百列示意，要他进来。“这是违反规定的，”她神秘兮兮地说道，“我会在门口替你望风。”

    加百列没有同伊莱说话，只是握住了他浮肿而淤伤的手。眼看着又一个亲密的人又一次躺在维也纳的病床上，这样的心痛是无法用语言传达的。五分钟后，护士回来了，伸手搭在加百列肩上，告诉他时间到了，他该走了。病房外，走廊上，她告诉他自己名叫玛格丽特。“明天晚上我值班，”她说，“明天再见，我希望会的。”

    兹维已经走了，新一班保安人员接替了岗位。加百列乘电梯下楼，出了大堂，来到了屋外。夜晚的天气越发苦寒起来。他将双手插在外套口袋里，加快了脚步。他正打算乘自动扶梯进入地铁站，却发觉自己的胳膊上多了一只手。他扭过头，本以为会看到玛格丽特，但是面对的却是大堂里那位自言自语的老头子。

    “我听见你对那个大使馆的男人说希伯来语。”他用癫狂的语速说着维也纳式德语，大睁着一双润湿的眼睛，“我名叫麦克斯·克莱恩，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求你，你得相信我。都是我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