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百列于第二天早晨八点到达特拉维夫，两名人事部军官正在那里等他。他们穿着相同的棉衬衫，带着相同的笑容——紧绷，毫无幽默感——这类人往往有权提出任何令人尴尬的问题。加百列回归管制这件事已经延误了太久。他就像美酒，要慢慢地品尝，还要给出足够详尽的评价。在逃离了这么久之后，他像战俘投降一样将自己交到了他们手里，跟着他们上了楼。

    他要签署声明，立下誓言，还被人理直气壮地问及自己的银行账号。他拍了照片，领了徽章——它如一个沉重的枷锁般挂在他的脖子上。1972年的指纹已经找不到了，于是他不得不留下新的指纹。接着是体检。医生查验了他身上所有的疤痕，对他的脉搏依然在跳动感到十分惊讶。见情报处心理医生的过程则更奇怪，那位医生在加百列的病历上写了几个字之后就急匆匆地逃离了诊室。车辆调配组临时给他配备了一辆斯柯达轿车；内务组给他在地下室找了一间没有窗户的小房间，让他在找到房子之前临时安顿一下。加百列希望在自己和扫罗王大道之间设置一个缓冲带，所以在耶路撒冷的纳齐斯大街找了一间废弃的公寓。那个地方离贝扎雷艺术学院的旧校区不远。

    日落的时候，他被叫到了行政办公室去完成最后一项仪式。勒夫办公室门上的灯变绿了，他的秘书——一位黄棕色头发、古铜色长腿的美女——按了某个加百列看不到的按键。门无声无息地自动打开了，就像银行保险库的大门一样。

    加百列走了进去，然后停在了门口。他感到有些不自在，就像一个男人回到自己童年时代的卧室，却发现那个房间已经变成了他父亲的秘密窝点。这里曾属于沙姆龙，但昔日伤痕累累的书桌、金属档案柜还有德国短波收音机都不见了——他曾经用那部收音机监听过敌人野心勃勃的对话。取而代之的是黑白灰三色的现代家具，以前的油地毡也换成了漂亮的地毯。墙壁上还挂着奢华的东方挂毯。房间做了吊顶，低垂的吊灯照射着一套现代黑皮沙发，让加百列想起头等舱的候机厅。离沙发最近的墙上挂了一台等离子电视机，声音被关掉了，高清的屏幕播放着世界新闻。遥控器放在玻璃咖啡桌上，大小和祈祷书差不多，看上去应该是个高科技玩意。

    沙姆龙喜欢把办公桌放在门前，就像道障碍物一样；勒夫则喜欢窗边。浅灰色的百叶窗放下了一半，从这个角度刚好可以看到特拉维夫的地平线，还有正沉入地中海的巨大橘色夕阳。勒夫的办公桌是一张烟灰色的大玻璃桌，上面除了一台电脑和一堆电话机之外空空如也。他站在电脑屏幕前，双手像螳螂爪一般托着傲慢的下巴，光秃秃的头顶闪着亮光。加百列发现，勒夫的眼镜是没有反光的。他戴的是特殊眼镜，这样他的敌人——也就是情报处里任何一个反对他的人——都无法通过镜片的反光看出他阅读的文件。

    “加百列！”勒夫表现得甚为惊讶，接着从桌子后面走过来，谨慎地和加百列握了握手，又用干枯的手指使劲按着加百列的脊背，就像用一把枪顶住了他。勒夫把加百列带到了房间另一头的会客区，正要坐下时，却被对面的屏幕墙吸引住了，加百列不知道是哪一幅画面引起了他的注意。勒夫重重地叹了口气，然后缓慢地转过头来，像追捕猎物的野兽一样上下打量着加百列。

    上一次见面的阴影依然未散去。那是在耶路撒冷，在总理的房间。当时的论点只有一个：情报处是否要抓捕埃瑞克·拉德克，把他带回以色列接受审判。拉德克在1945年1月奥斯维辛的死亡行军途中险些杀掉了加百列的母亲，而勒夫却不顾加百列的感受，反对抓捕。总理驳回了勒夫的主张，让加百列领导行动队捕获了拉德克，并将其秘密带出奥地利。拉德克现在依然被关押在雅法的拘留所，而过去的两个月时间里，勒夫都一直在弥补他当初反对逮捕拉德克所带来的恶果——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