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姆龙疲惫地坐在教堂的长椅上，用他那长满老人斑的手示意加百列调整荧光灯的角度。他从一个金属箱里拿出一枚马尼拉纸的信封，然后从信封里掏出三张照片。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把其中一张放在加百列手上。照片中的加百列正和基娅拉在坎普新犹太区一起并肩行走。加百列仔细地审视着这张照片，仿佛它是一幅需要修复的油画，想确定这是什么时候拍下来的。他们的衣着、午后的光线，还有人行道上的枯叶，都表明这应该是在晚秋时节。沙姆龙又递给了他一张照片。依然是他和基娅拉，这次是他们在卡纳雷吉欧区住处附近的一间餐厅吃饭。第三张则是加百列离开圣乔瓦尼·克里索斯托莫教堂的照片。他感到脊背发冷。有多少次？他想，在他晚上结束工作后，究竟有多少次，有杀手在那里等他？

    “这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沙姆龙说，“他们最终会找到你。这些年你树敌太多。我们都树敌太多了。”

    加百列把照片交给了沙姆龙，基娅拉坐在他身旁。此情此景中的基娅拉让加百列想到了拉斐尔的《阿尔巴圣母》。她的头发乌黑卷曲，有几簇挑染成了栗色和红褐色，在灯下闪耀着光彩；她把长发束在颈后绑了个结，任发梢散乱在肩膀上；橄榄色的肌肤光滑透亮；棕色的眼睛深陷，时不时会闪烁金光，那瞳孔的颜色好像会随着她的情绪而改变。从她深深的目光中，加百列知道。坏消息恐怕不止如此。

    沙姆龙从手提箱中又拿出了一样东西。“这份档案记录了你的整个事业轨迹，准确程度令人发指。”他顿了顿，“看到自己的一生都跟死亡有关，确实让人不太好受。你确定你愿意看吗？”

    加百列伸出手来。沙姆龙并没有把阿拉伯语翻译成希伯来语。耶斯列谷地有很多阿拉伯小镇和村庄，加百列的阿拉伯语虽然不够熟练，但阅读这样一份关于他自己职业生涯的文件是足够了。

    沙姆龙是对的——他的敌人显然帮他制作了一份完整的履历。文件中指出了他的真名，他的入职日期是正确的，入职原因也无误，只不过里面说他杀掉了八名“黑色九月”的恐怖分子，而事实上他只杀了六名。文件中有几页都在讲述加百列杀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第二指挥官哈利勒·埃尔·瓦齐尔——更为人熟悉的名字是阿布·吉哈德——的事。1988年，加百列在他位于突尼斯海边的别墅中杀掉了他。文件对整个事件的描述是由阿布·吉哈德的太太乌姆·吉哈德提供的，她当晚在场。关于维也纳的记录简明扼要，但里面有个事实性的错误值得注意：1991年1月，维也纳，他的妻子和儿子在汽车爆炸中身亡，阿布·阿马尔指挥的报复行动。阿布·阿马尔就是亚西尔·阿拉法特。加百列一直怀疑阿拉法特是否亲自参与其中，但到现在他都没有找到证据可以证明他的推测。

    他拿着那叠文件，问：“你从哪儿弄来的？”

    “米兰。”沙姆龙说。然后他把整个意大利小旅馆的突袭任务，以及在嫌疑犯手提包中找到光盘的事都告诉了加百列。“意大利人解不了码，所以就找到了我们。我想我们还算幸运。如果他们解开了密码，就会在几分钟之内破获一桩三十年前的罗马谋杀案了。”

    文件里记录了1972年，加百列在罗马的公寓楼里杀死“黑色九月”成员瓦德尔·阿卜杜拉·兹威特的事。那是加百列第一次杀人，那件事让他在一夜之间白了头发。他把文件递还给沙姆龙。

    “关于躲在小旅馆里的人，我们知道多少？”

    “根据材料上和房间里的指纹，还有假护照上的照片，我们锁定了其中的一个，叫达乌德·哈达维，巴勒斯坦人，出生在杰宁难民营。他在第一次巴勒斯坦暴动中担任头目，蹲过几次监狱。十七岁的时候，他加入了法塔赫。阿拉法特来加沙之后，哈达维开始为指挥情报部门工作。你可能知道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