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知道他是谁了。他说话简单明了。对扔下钱的地方描述得非常具体，就在通往卡古亚斯市的高速公路边上的一座大桥附近。对方要求把钱和珠宝装在枕套里扔到大桥边的草地上。钱要在一小时内送到，不许叫警察，不许叫特工。我们仍然没能追踪到他是在哪里打的电话，通话时间实在太短了。这显然是个很难对付的角色。他似乎非常清楚该说什么，说多长时间。而且他需要说的事情从来没有遗漏，经验非常老到。我们知道“死亡党”此前有杀死所有绑架人质的劣迹。泽布伦的家人仍希望他们能看在赎金的分上放过泽布伦。

    联邦调查局和波多黎各特派调查署一批名为“死亡党”的腐败警察绑架了泽布伦。

    1982年9月4日。我带着同事来到了赎金的投放地附近，那是圣胡安市郊的一座桥。特工安德鲁·温曼参与了这次行动。

    我们在附近安排了几名特工，以便确定对方的动向。这些特工就远远地藏在路基下面，那里有很多灌木丛可以把他们隐藏起来。泽布伦的父亲带着赎金来到罪犯指定的交钱地点，一名特工在车里保护他。联邦调查局特工费尔南德参与了这次抓捕行动。

    我们调来了一架直升机，以防有特殊需要，此时就在附近。让人吃惊的是，它非常安静，而且又是晚上，我们可以把灯关掉，完全不会引起这些劫匪的警觉。参与这次行动的特工非常多，他们都悄悄地隐藏了起来。所有人都就位后，泽布伦的父亲按对方的指示放下了钱物。接下来就是等人来取了，没多久直升机发现了一辆汽车。

    我们的飞机观察到有一辆汽车就停在了大桥的旁边。有一个人从汽车上走了下来。他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东西，拿起了那个包裹。他上了车又开走了。汽车沿着公路开走了，我们有飞机，地面也有很多人盯着它。不过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泽布伦的下落。我已经追查这批腐败警察两年了。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谁来取的钱，不知道谁在车里。所以我们让一个探员跟在汽车后面。他一边跟一边通过对讲机说：简直让人不敢相信，居然就是特里西亚本人。在我们的密切注意下，特里西亚中途上了另一辆车。飞机继续跟踪第一辆汽车，地面部队开始追踪特里西亚。没有人知道赎金在哪辆汽车里。不过他们担心的不是这些。那个时候，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救出人质，必要时宁可丢掉赎金。所以在跟踪的时候，我们不希望盯得太紧，不想用太多人，以防被他觉察进而杀死人质。我们必须尽量做到稳妥。

    特里西亚快到家时，我们决定在他找到电话前抓住他。我们觉得抓住特里西亚以后，其他人就没有动机要杀死泽布伦了，因为他是这次犯罪的主谋，要杀死泽布伦必须特里西亚下命令。

    在特里西亚房子附近，我们动手抓人了。

    “小心这个家伙，他手中有枪！”特工安德鲁·温曼警告了其他队友。

    “放下手中的枪，你被捕了！”特工安德鲁·温曼拿着枪对着特里西亚大声的喊道，已经两年多了，他几乎恨死了这群罪犯，他们穿着警察的外衣却干着这样的事情，他们丢尽了自己的胸前徽章的脸。

    特里西亚无视特工安德鲁·温曼的命令，想要抽出自己的枪，一名特工开枪警告了他。子弹就贴他的脸射了过去，射伤了他的耳朵。他的耳朵开始流血了。我们突然发现汽车里并没有赎金，也没有泽布伦。

    我们又搜查了特里西亚的房子，也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证据。此时，那架直升机也和地面的调查人员失去了联系，这样的结果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我们的处境很不好，抓了一名波多黎各警察局的高级警察，指控他实施了绑架，可我们既找不到人，又弄丢了赎金。

    泽布伦仍然生死未卜，我们想让特里西亚自己招供告诉他们受害人究竟被藏在了哪里。他很不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