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了，我记得当时塞缪尔非常不情愿退出来，他希望继续搜集这些警察的资料，把他们绳之以法。我们把录音放给他听，他这才意识到必须要离开了。

    塞缪尔这名为联邦调查局破获此案立下汗马功劳的特殊探员接受了严密的保护。“死亡党”成员给塞缪尔打电话，但无人接听，他们马上意识到了发生了什么。于是他们大大减少了会面的次数，从而加大了追踪的难度。但调查仍在继续。

    我们又在对方阵营里发展了另外几名线人，他们可能不会像塞缪尔那样能为我们提供那么丰富的信息。不过，已经足够了，我们至少可以知道他们接下来的一些行动，以便组织下一步的调查工作，不管怎样我们是不会停手的。我们现在急需可以直接指证特里西亚·考尔德的犯罪证据。

    后来，我们了解了更多有关特里西亚·考尔德的信息，这些信息不是塞缪尔提供的，而是由其他人提供的。他们说特里西亚·考尔德是所有犯罪活动的调度员和指挥官，也是塞缪尔所说的那名蒙面人，是真正的幕后黑手，所有暗杀珠宝商和其他人的活动都由他来安排。所以他正是我们要找的人。目前我们仍然没有找到可以证明特里西亚·考尔德犯罪的直接证据，不过我们相信自己最终是可以找到的。

    时间到了1982年9月1日，调查已经进行两年多了。一组持枪歹徒在波多黎各圣胡安市绑架了当地一名大珠宝商的儿子泽布伦·帕特诺斯特。在这一天夜里，泽布伦·帕特诺斯特下班后，独自开车离开了他父亲的珠宝店。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世界从此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当晚，泽布伦的父亲接到了电话。对方说他们绑架了泽布伦，要求得到50万美元的赎金，并说他们还会打电话来，如果泽布伦的家人报警，泽布伦将性命不保。一家人想了几个小时，最终泽布伦的父亲还是找来了他的邻居——我联邦调查局特工乌特雷德·格迪斯。

    刚巧这名受害者就住在我家的街对面，我和他父亲是朋友，我悄悄地赶了过来。了解了实际情况后，我找来了其他特工，让他们把车悄悄停在街角。我们必须小心从事，我怀疑对方的一些人就在附近，可能一直在监视这一家人的动静。

    会合后他们对本案进行了分析。所有眼线都没有得知特里西亚·考尔德要劫持珠宝商儿子的消息。我告诉泽布伦的家人和对方通电话时要拖延时间，以便能追踪他们的位置。我们想要在绑匪再打电话来之前，告诉他应该怎么做，该说什么做什么。我们没有告诉这一家人，如果绑匪是“死亡党”，泽布伦可能就回不来了。

    当时我们都觉得泽布伦凶多吉少，从我们掌握的情况看，这些人很可能已经把泽布伦杀了。不管拿不拿到钱，他们都会这样做。泽布伦逃过这一劫的可能性很小，我们也捏了一把汗。

    没过几天，对方果然打来了电话。为了拖时间，泽布伦的父亲说他筹不到这么多钱。最终，对方降低了要求，同意交22.4万美元现金，其余部分用珠宝抵偿。泽布伦的父亲想多谈一会儿，但对方很快就把电话挂。无法追踪电话，我们不得不采用其他办法。

    我们想从电话中得到更多线索。如判断电话那边有没有嘈杂的人声或汽车声，是不是娱乐场所。我们把录音反反复复听了好多遍，收到了明显的成效，拿到录音后，刚听了一遍就有人说：“这不是特里西亚·考尔德的声音吗？”他们曾和特里西亚·考尔德打过私人交道。所以，正是特里西亚·考尔德打的电话。

    于是我们开始组织人手监视特里西亚和其他警察。特里西亚在警察局的军衔是陆军中校，我们必须小心应付。

    第四天晚上，劫匪向泽布伦的父亲打了最后一次电话，我的同事联邦调查局特工费尔南德·卡德拉里奥负责监听。劫匪开始说话，声音非常特别，我们一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