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莫特再没有醒来。他安详地躺在马丁·坎宁位于默奇斯顿区的那套房子的起居室里。

    那是一栋维多利亚时代的新哥特式宅第，有那么点像牧师住宅。一株硕大无朋的猴谜树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房子前面的草坪，此树初植之时这房子也不过刚刚建成。草坪里还长着数排成荫的大树和浓密的灌木，从公路的那边根本无法看到避居其后的屋宇的真容。如今那猴谜树在地下早已是盘根错节，牵缠不清的根须向草坪以外的四面八方延伸，盘卷在了街路下铺设的天然气和排水管道上，甚至静悄悄地探到别人家的园地里去了。

    理查德·莫特腕上的那块劳力士表被砸烂了，时间停止在他死去时的四点五十分（刚好是一条直线），周遭死气沉沉，只有电视机（那台“棒极了”的电视，有一刻他曾经指望用它来交换他的生命）上的小红点像鬼眼一般注视着这一切，而隐隐传来的郊区生活的市声也随着清晨迟重的脚步渐次喧嚷起来。送牛奶的货车咯噔咯噔地在街道上驶过。这个富足的郊区至今还有这种送牛奶的货车，将装在玻璃瓶里的牛奶送到订户的门前。邮件已经悄无声息地滑进了信箱。在伦敦的时候，理查德·莫特的一天从收到邮件开始。他总觉得那些没有邮件（虽说邮件天天都有）的日子并不曾真正开始过。今天邮件如期而至，而且都是寄给他的，这些邮件改写地址后写着“马丁·坎宁转交”，其中包括他的经纪人寄来的一张支票，身在希腊的朋友邮来的一张明信片，有两封喜欢他的人写来的信，却还有两封讨厌他的人写来的信。尽管邮件是来了，可是这天对理查德·莫特来说却不会再开始了。

    发现他的是打扫的女佣。这位女佣是捷克人，来自布拉格，在学校里学的是物理学。她的名字叫索菲娅，正在利用夏天的时间“死命干活”来赚点小钱。她们不是“女佣”，她们是清洁人员，女佣这个称呼已经过时了，太过傻气。她们供职于一家叫做费我思的公司，通常是手里拿着拖把，在清洁团队领班的监管下由一辆粉红色的货车送到指定地点工作，这个被称为“管家”的领班是个最初生活在刘易斯岛的女人，她对所有的女佣都很刻薄。

    一周请清洁人员来打扫个两、三次，其实花不了太多钱，但是加上代理费和没有明确开列的辛苦钱，请费我思的人来打扫就要花上三倍的价钱。所以一般来说，她们去干活的那些人家不是太有钱就是太愚蠢（或者既有钱又愚蠢），他们居然想不到要去换个省钱些的清洁工。她们公司印制了粉红色的商务名片，名片上的公司名下印着一行题语：“我们为您煞费心思！”

    “题语”这个词（还有“死命”及其他）是索菲娅从她的苏格兰男友那里学来的，她的男友是营销学专业的毕业生。女佣结束工作后，需要在那张粉红小卡片上写上“今天为您服务的是女佣玛丽亚和莎伦”，或者是其他什么人，然后将卡片留在这户人家家里。公司的女佣半数都是外国人，大多来自东欧，人们称其为经济移民，其实就是廉价劳动力。管家会交给她们一张工作清单。这份清单是他们事先和房主人沟通确认的，那上面总是无可争议地写着诸如“清洁浴室水槽”、“整理楼道”、“换床铺”等显然在清洁人员职责范围内的工作，清单从不告诉你要“弄干净猫的呕吐物”、“更换暴爽过后的床单”、“把浴室排水孔里缠着的头发弄出来”，可这才更符合她们工作的实质。

    有些人就跟猪一样，他们会把自己漂亮的房子折腾得令人作呕。“暴爽”这个词当然也是索菲娅从她的苏格兰男友那里学来的。他是她了解本地话的好渠道，虽说他很肤浅，不过他床上功夫很好（他的话），交个外国男朋友不就指望这个吗，要不然谁愿意找男朋友呢？管家通常会开着那辆粉红货车载她们到工作地点，放下她们之后，天知道她去干什么了，大概不会做什么太累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