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个共同认识的人。”我说。

    “真主阿拉，”他懒洋洋地说。然后他站直打量着我，“嗨，你真高，哈林篮球队的？”

    “还没，”我说，“塞尔提克队。”

    他弹弹指头。“对了，”他说，“你是阿进——对吧？娜娃儿告诉过我。她说你是个狡猾的小姐。幸会，甜妈妈。”

    “你偷了德玛丽新？”我问。

    如果他觉得震惊或被侮辱，脸上没有表现出来。“什么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他说，“你指的是娜娃儿爸爸丢掉的古钱？不，我没拿。如果我想犯罪，绝不会为了那么个铁板。我要钞票，又值钱，又方便，钱币太重。你知道我们黑人——我们很懒，甜妈妈。”

    “钱币很值钱。”

    “是吗？”他说，“你知道一个提包里可以装多少钞票？我们刚见面，对吧？嗨，你找我做什么？你是何许人——女福尔摩斯？”

    “对不起，”我说，“我向你道歉。我受托调查窃盗案，我需要问每个人。”

    “别再说了。看我；我纯洁如雪——是吧？”

    他的笑容让人难以抵御，他又给我一杯伏特加，并且把他的烟请我抽——我谢绝了——又开始评论周围的人。

    “看着他们，”他说，“他们什么都要争第一，新款式，新餐馆，新音乐。我叫他们为先锋人物。他们不做第二，找到一样，试了试扔掉，再找别的。他们到处奔跑，看有什么新鲜事？有什么时髦的？没有常性。”

    “你是那里毕业的？”我问。

    他盯我良久。“华尔顿的管理硕士，”他说，“你觉得不对吗？”

    “不，你为什么不用它？”

    “我宁愿愉窃，妈妈。”他说。

    他苗条，身体松弛，行动时像是关节支解。他像是两个人；哈林的混混，观察敏锐的知识分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应付他。他的谈吐像是一种绝望的外罩，一个复杂的人物。

    这时海娜蒂跑过来，像业主般抓住他的臂膀。

    “嗨，阿进。”她说，“很高兴你来了。这家伙对你胡说八道？管理硕士之类的。狗屁！他只是个工人，装卸驳船。搬运工。”

    他露齿而笑，一手抓住她。“娜，我爱，”他说，“没胡说。阿进问我有没有偷你爸的古钱，我承认了，是我干的，你和我合作的。”

    “别听他的，”娜蒂说，“他今晚飘飘然。”

    他飘飘然？我才飘飘然！空气的浓重气味便令人受不了。我的头脑在跳舞——不只因为大麻烟味。我弄不清楚阿卡巴是不是在耍我。他难然态度傲慢，可是有利刃般的思想。娜蒂说他的黑人在表演以掩饰罪恶。我实在弄不清楚。

    正如娜蒂所预言的，到午夜聚会热闹起来，新人络驿而至。有人开大喇叭音量，使我耳膜难以忍受。有人跳舞，但是大多数客人像僵尸般站着抽烟喝酒，互相笑望。

    我和几个人谈过天。一个谈原始的吶喊，一个谈冰岛诗，一个谈殖民主义。幸而后来没再碰到他们。

    这里对我很不适合，有些客人如此年轻。当我是他们年纪时，在一起玩的游戏是捉迷藏丢手帕。我决定离去。我还没见到男女主人，也知道要在人群中找到他告辞也很困难。

    我终于找到了娜蒂。她在角落里紧贴阿卡巴抓住他衣领。她好像非常生气，她对他大声吼叫，但是他仍然懒洋洋地微笑。

    费了许久才找到部出租车，在半夜三更，在无人街上并非可喜的经验。我终于平安到家，多给了司机一些小费，司机说，“祝你日安。”早上两点钟了！

    我开门，电话铃正在响，我冲了过去。

    “嗨？”我气急地说。

    “阿进？”乔其安说，“耶稣，你到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