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的任务只是到时候指点给你看，其他一切都由你来管。你会在镜头里看见其他人，看见他们要干什么。摄像机里有一个麦克风，所以别人说什么咱们也能听见。好吗？”

    他点点头。

    “你做得太好了，摄像师先生。我真为你骄傲。”

    克莱尔往后坐了一点，想了一会。作为一个研究过韦布生活背景的临床心理医生，她完全明白要帮助韦布就应该集中考察他的过去。他最严重的心理痼疾不是营救队队友的死造成的，其直接源头是他和他母亲、继父之间的三角关系。可她要踏入韦布的过去，涉足点还应该更早一些。

    “摄像师先生，我要你回到1969年3月8号。你能把我带回去吗？”

    有一刻韦布没有反应，接着他回答：“能。”

    “告诉我你看见了什么，摄像师先生。”

    她知道他的生日是3月8号，1969年的那一天韦布刚满六岁。很可能那是他和哈里·沙利文在一起生活的最后一年。她希望为韦布和那个人确定一个基本点，一段快乐的回忆。为小男孩举办的一场生日聚会将会定下一个完美的基调。

    “彻底放松的摄像师先生，你将要调准焦距，转动摄像机。你看见了谁？”她催促道。

    “我看见一所房子，一个房间，里面没有人。”

    “集中注意力，把摄像机四周转动转动，还是一个人都没有吗？1969年3月8号。”突然间，她感到一阵恐惧，也许没人为韦布举办生日会。

    “等等，”韦布说，“等一会，我看见了什么。”

    “看见的是什么呢？”

    “一个男人，不、不，一个女人，她很漂亮，非常漂亮。戴着帽子，一顶小丑帽，她还拿着一块蛋糕，蛋糕上插着蜡烛。”

    “听上去好像要给什么人举办一场晚会，是男孩的晚会还是女孩的，摄像师先生？”

    “男孩的。对了，现在又出来另外一些人，他们好像原来一直藏着。他们喊着什么，喊着‘生日快乐’。”

    “真好，韦布，有个小男孩在开生日聚会。他长什么样？”

    “深色头发，个子挺高，他正吹熄蛋糕上的蜡烛。人人都在唱生日快乐歌。”

    “那个小男孩听见他爸爸唱歌吗？爸爸呢，摄像师先生？”

    “我看见他了，我看见他了。”韦布的脸色涨得通红，呼吸也加快了。克莱尔密切注意着他的身体表征，她不会让韦布的身体或情绪冒风险，绝不会走那么远。

    “他长什么样儿？”

    “大个子，好大的个子，比那里所有人都大，是个巨人。”

    “那个小男孩和他的巨人爸爸做什么事了吗，摄像师先生？”

    “男孩正朝他跑过去，他一下把他举在肩膀上，好像孩子根本没重量似的。”

    “哦，一位很有力气的爸爸。”

    “他亲着那孩子，他们满屋子跳舞，在唱什么歌。”

    “仔细听听，摄像师先生，把麦克风的音量调大些，能听出他们的歌词是什么吗？”

    韦布刚摇摇头，又点起头来。

    “眼睛，亮晶晶的眼睛。”

    克莱尔拼命回想，蓦地想起：哈里·沙利文，爱尔兰人。

    “爱尔兰人的眼睛。爱尔兰人眼睛笑眯眯？”

    “就是这首歌！不，不对，他自己编的词儿，真滑稽，大家都在笑。他现在正给那个男孩什么东西。”

    “一份礼物？是一份生日礼物？”

    韦布的脸扭曲了，身体突地前倾。克莱尔一惊，也倾过身子。

    “放松点，摄像师先生，你看见的只不过是一幅图像，就这么多，一幅图像。你看见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