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文艺复兴人

    文艺复兴式的博雅作家朱利安·西蒙斯（Julian Symons，1912-1994）在英国文坛的地位十分类似在美国的安东尼·鲍查（Anthony Boucher，1911-1968），他们都是让“推理小说变得受人尊敬”的关键人物。

    鲍查自一九五一年起在《纽约时报》写一个推理小说书评专栏，写了十七年共八百五十二篇，几乎关照了所有同时代推理小说的创作者，影响广阔深远。而西蒙斯比鲍查稍晚，长期在伦敦的《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艺文版上撰写推理小说书评专栏，他的慧眼独具发掘了无数新人，他的洞见幽微也让许多本来不受注意的推理杰作得见天日，他的渊博敏感、宽宏视野与细腻论述又让读者在心领神会之余，惊觉原来推理小说曾经做到了那么多事。

    朱利安·西蒙斯晚年曾经回顾起撰写推理书评的往事，他自己觉得有点像是无心插柳的意外，过程又充满文坛恩怨的八卦。他去世那年出版的推理杂文集《犯罪行径》（Criminal Practlces，1994）里，在导论中他就回忆起撰写推理小说书评的缘起与经过，以我在台湾编辑圈近三十年的老骥经历，读起来感觉是无比的亲切与兴味盎然，且让我在这儿简述一番……

    话说一九五八年初，朱利安·西蒙斯接到来自《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文学主编李纳德·罗素（Leonard Russell）的一通电话，问他是否愿意成为该报的推理小说评论特约作者，每个月交两篇稿子，一年的酬劳是六百英镑。六百英镑在当时是个诱人的大数字，而当时西蒙斯本来的书评工作也让他感到厌烦，很想试试新鲜的领域，他没怎么多想就一口答应了，没想到这一写竟写了三十五年，而他也成为英国最受欢迎的推理小说书评家。

    在西蒙斯口中，促成这段姻缘的文学主编李纳德·罗素倒是一个颇有意思的人物，他精力旺盛、慷慨大方、新点子源源不绝、对新构想极富热情却也极容易衰退；他是伦敦文艺圈的一个社交核心，家中邀宴与访客不断，文豪与名流穿梭不息，诚然是往来无白丁的景况。但李纳德·罗素也是极有主见兼好大喜功的媒体人，常常胸有定见，喜欢把想法强加于他人的见解之上（众多作家的回忆录或自传里：永远不缺这样强势操纵型的编辑人物，有时候不免让我们怀疑有许多作家的诞生，背后另有看不见的黑手）。

    有一次，李纳德又为一个新鲜的点子所吸引，他兴致勃勃要朱利安挑选出心目中史上“最佳100推理小说”，准备在报上大事宣传，创造一个大话题，朱利安·西蒙斯遵命照办，百般思索，终于交出了一张书单与他的解读；李纳德突然又觉得只用一个人来挑选恐怕代表性不够，又兴冲冲邀了阿嘉莎·克莉丝蒂（Agatie，1890-1976）、席瑞尔·海尔（Cyril out，1886-1975）等诸多名家共同来“改进名单”，做了若干修正；后来又灵机一动，认为应该只选九十九本，留下一本给读者票选，让大众有更高的参与感。本来好脾气的西蒙斯忍不住抱怨说，那些名家挑选的作品固然很好，但绝不是他心目中的“最佳百选”，而读者票选出来的作品，更是他绝不会考虑的作品。

    即使如此，这份书单对李纳德·罗素来说还是太“冷门”了，他发现书单中的选择竟有三分之一是绝版书，很多作品也是对通俗大众毫不知名的僻作；他又要求西蒙斯删去绝版书，改选书市上买得到的书。西蒙斯在文中所回忆的，就是这样一种既受知遇又受干预的编辑与作者的爱恨交织关系（一直要等到李纳德·罗素过世之后，西蒙斯才有机会真正出版他“原版的”心目中百大推理小说）。

    台湾的年轻读者或远离文坛的朋友，可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