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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三十一日》——犯罪小说的“文艺复兴
我援引这一段文章心中别有所指,因为西蒙斯笔下的李纳德·罗素,活脱脱让我想起七〇、八〇年代纵横台湾文坛、造就无数作家的人间副刊主编高信疆。

    双面推理创作者

    和安东尼·鲍查一样,朱利安·西蒙斯的贡献也不限于书评,西蒙斯自己也是在推理小说有很高成就的创作者(他自己的百大推理小说书单和推理历史著作,都谦逊地不提自己的名字和作品,读者和出版社看不过去,出版社不得不在再版时找人补上一个附注,对西蒙斯的作品提出他应得的评价),他又是推理小说类型历史的重要史家(【谋杀专门店】的老读者极可能看到店长一再引用西蒙斯的推理小说史名作《血腥谋杀》,已经到了三步一颂的地步了),他为两位推理作家爱伦·坡(Edgar Allen Poe,1809-1849)与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1859-1930)所写的传记,现在也成了定本;除此之外,西蒙斯的创作范围更包括了诗歌、文学评论、军事史与其他领域人物的传记,他博学多闻与多才多艺的惊人程度,绝不让大西洋彼岸另一位天才安东尼·鲍查专美于前。

    西蒙斯曾经自谦是“二流诗人”(minor poet)出身,因为诗词是他最早的文学因缘(出版过五本诗集);完全自学苦读的西蒙斯年轻时就有志于文学,他在企业里担任繁琐辛劳的文职工作,却用得来的微薄薪水支持并主编一份销量很小却很有影响力的文学刊物《二十世纪诗刊》(tietury Verse)。一九三九年,他读书之余一时兴起,戏作了一部嘲讽古典推理的小说《非关紧要谋杀案》(Immaterial Murder Case),随即置诸抽屉,不再过问,直到一九四五年他太太整理抽屉时发现尘封此稿,鼓励他出版,才让他无心插柳走上了推理小说家一途。

    正因为西蒙斯是重要的评论家,他又绝口不提自己的作品成绩,讨论他的推理小说反而必须引用其他高明的见解,也许我们可以先试试他的评论接班人英国作家亨利·基亭(ing,1926-)吧。

    基亭在20世纪80年代,重选了一次《犯罪与谜题:最佳推理100选》(Crime and Mystery:t,1987),在他心目中历史上的一百本杰作中,西蒙斯入选了两种,基亭提出他的理由。他说,就好像西蒙斯在爱伦·坡的传记里,看出文学上其实有两个爱伦·坡,一位是“逻辑的爱伦坡”(Logical Poe),另一位则是“灵视的爱伦坡”(Visionary Poe);基亭受到启发,注意到推理小说里呈现的西蒙斯也有两位,一位是以布局结构为中心的“巧思者西蒙斯”(Symons tive),两者都成就非凡,所以他要为每一位西蒙斯都选一部代表作,结果他选了《杀死自己的人》(the Game,1972)。

    其实前者(“巧思者西蒙斯”)是他做为推理小说家的扎实基本功,后者(“直感者西蒙斯”)才是他耿耿一念的用心所在。西蒙斯很早就说过,二次大战以后的小说家,已经不能把“正义终将伸张”视为当然,推理小说不能只是考虑布局解谜的“谁干的”( absorbs me in our age is table faces.)

    针对这段话,另一位知名的推理小说作家兼评论家威廉·迪安德瑞亚(illiam L.DeAndrea,1952-)主张说,西蒙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应该是(ty-First of Feburary,1950),这个看法倒是深获我心,特别把它选入【谋杀专门店】之中,也许读者诸君可以自己体会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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