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范鹰捉想把家里的所有砚台都找出来。可是腰疼得不行，根本猫不下腰。他便让老婆孩子找，结果招来一顿数落。她们认为他多此一举，看天底下收受好处的人，真正上缴的有几个？为什么偏偏就你沉不住气非缴出去？就算你上缴了，人家也会说你没缴干净，家里存了更高级的，只是缴一下低级的想换个美名。但不管那娘儿俩怎么说，范鹰捉铁了心要缴出胸花和砚台，就硬逼着那娘儿俩快找，说：“你们如果实在不愿意动手，我就把机关里的人叫来！”娘儿俩这才开始找东西。因为东西太多，整整装了两个大纸箱子。那是放在阳台上的一个过去装电视、一个装电脑的两个纸箱子。

    转天一早，范鹰捉就叫来了李海帆和机关的面包车司机老任。接着，于清沙也到了。范鹰捉让李海帆在笔记本上记录，让于清沙帮着回忆，把他尽力回忆出来的那些送砚台和胸花的单位记下来。于清沙现在终于知道范鹰捉要干什么了，他一阵阵地把脸憋得通红。他写举报信的事别人能忘，他自己没法忘。当然，他更相信范鹰捉也没忘，否则怎么会被挤对得统统上缴呢？于清沙真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进去。至于范鹰捉为什么非要上缴，于清沙其实并不知道。

    本来，去别人家里帮着登记造册这种事，一般人不愿意干。因为不知道会承担什么责任——谁知以后会出现什么结果？但李海帆不这么想。他认为，领导得重视他，有了重要事首先想到了他，真让他感激涕零。加上范鹰捉又像模像样地请李海帆和于清沙帮着翻箱倒柜，再作进一步的搜寻。直到角角落落再也搜不到为止。而在他们的整个忙碌过程中，司机老任始终都站在一旁看着。作为面包车司机，老任从来没来过范鹰捉家，因此说什么也不想进屋，是范鹰捉硬把他叫进来的，要的就是这个人证。

    接着，四个人就搬着箱子下楼，装进了面包车。然后又按照范鹰捉的吩咐，把车开往平川市艺术品博物馆。路上范鹰捉给博物馆馆长打了电话，说一会儿就到，给你们送一点艺术品。一下子把博物馆馆长吓了一跳，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怎么的？市长几时给博物馆送过东西？馆长喜出望外，立即把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和馆里最知名的专家叫来站在大院门口等候。过了一个时辰，汽车驶进博物馆大院，馆长和专家一起帮着卸车。等进了厅堂以后，范鹰捉告诉馆长：“这是我个人收受的礼品和润笔费，今天都捐给博物馆了，家里一件也没剩！因为这些东西在家里搁着让人心虚！”

    博物馆馆长本来喜笑颜开，听了这话立即变得分外严肃——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关乎一个市长的政治生命啊！他让专家一件件地验过，然后一件件地登记造册，专门辟出几个玻璃柜台，将砚台和胸花小心翼翼地摆了进去。当然，摆砚台是让人欣赏古玩，而摆胸花就差强人意了，商店里的首饰，摆在博物馆算哪出儿？范鹰捉不管这么多了，既然捐了，那就不再属于自己，剩下的事就全权委托馆长了。

    回到机关以后的第二天，范鹰捉就接到大量电话，又出现一个来电高峰。有市委书记刘百川祝贺的电话，也有市政协主席老傅鼓励的电话，还有很多下级支持的电话，当然也有惋惜的电话，不知道是真心还是捧臭脚，反正听他们的意思是不上缴的好。范鹰捉早已过了不惑之年，自然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但他又突然接到一个匿名电话，电话里开口便骂：“范鹰捉你真会作秀啊，你收的银行卡怎么不缴？你骗洋鬼子啊？你把收的东西都缴了，机关里别的人怎么办？”最后这个骂街的人说：“范鹰捉，还记得你让人踹了一脚吗？我劝你把东西拿回去，否则你就不是挨一脚的问题了，听明白了吗？不用我再重复一遍了吧？”

    范鹰捉撂下电话以后仔细回忆，可是怎么也回忆不起来这个声音是谁的。他便再次给程爱海打电话，让程爱海查这个电话的来龙去脉。结果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