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哄她，都由着她发脾气，都看她脸色，她不用看别人脸色，（这是多轻松的事情。）不用回答别人问题，（这又能卸掉多沉重的负担。）不用解释自己的任何言行举止，一个人每天为这数不清的解释，有多么劳累紧张。为什么要笑，为什么皱眉，为什么脸色悒郁，为什么眼里看不见人，为什么穿这件衣服，为什么不想看电影，为什么这样看他，为什么那样看她，为什么和他一块儿走不和她一块儿走，为什么又为什么。现在都不用回答了。她这一下如释重负。她要松开捆了多少年的绳索，任意伸展自己的身心。

    妈妈，干你的事去吧。我刚才有点幻觉，见有个大钟摆在天地间摆。现在清醒了。我神经很正常。只要你们别缠我。你们成天有数不清的问题问我，十几年来，把我问烦了。你们以后少管我，我就不会歇斯底里了。我现在比一般人更清醒。我就是怕你们问，在家里问，到班上问，从小问，大了还问，口头问，书面问，问题多得没完没了。你们管我呢，我想怎样就怎样。

    可能有人看我可笑，我还看你们可笑。你们人人都在忙碌，都在钻营。有多大意思？就说你吧，妈妈，几十年来你扮演了一个多可笑的角色？你和爸爸每天晚上研究形势，研究人事关系，研究对策，不就为那点地位？哼，你也承认？十几年前，你把范丹林关在门外，今年你又一而再地写信请他来，不是势利眼？你仔细看看自己，像小老鼠一样跑来跑去，不可怜、可悲、可笑吗？

    好了，是妈妈不好，妈妈糊涂。

    所有的人都糊涂。她突然感到什么，急忙走到窗前拉开了窗帘。

    范丹林走完最后一个来回，手插在裤兜里站住，似乎在想什么。停了一会儿，没再转身，略低着头朝远处走了。

    忙了一天，总算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明天西德记者希恩斯来访。范书鸿松了一口气，刚坐下，电话来了，是历史所党委办公室来的。因为希恩斯患病，未能来中国，他这次访华计划取消了。对范书鸿的采访自然也取消了。

    听了这个消息，全家人一时都静得没话了，相视着，心理休克了。

    “这倒好，白白给咱们解决了房子问题。”过了好一会儿，范丹妮打破静默讽刺地说。

    “那你的党籍问题呢？”又过了好一会儿，吴凤珠问。

    范书鸿也莫名其妙地笑了笑，他第一次感到心中有了讽刺的冷意。

    这时，有人敲门。是住在楼上的邻居，四十多岁的一位中年女性，与吴凤珠同在心理研究所工作。她礼貌地笑了笑：“老岳让我告诉您，今天所里开会研究，已正式批准您的退休申请，明天他们来家里看您。”

    我什么时候提出过退休申请？吴凤珠的手哆嗦起来。

    有关退休的一些具体手续，为照顾您身体，所里也会专门派人来家里办。

    再没别的事了？

    没了。

    这就是说，她要退休了，入党根本无望了。

    来客拉门走了。吴凤珠心慌头晕，天旋地转，倒在了众人急伸上来的手臂里。

    红蓝两瓣的花，深红一半桔红一半，深蓝一半天蓝一半的花，还在阳台上浴着黄昏静静地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