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说不清道不明
其实这件事，的确是我干的。那天，高福海安排马桂花带我去“实地考察”退伍军人情况，当晚我就按他的意思写了个情况报告，告诉各级领导，退伍军人事件已经得到“妥善解决”，冈古拉一切恢复正常。报告写完后，经高福海过目，交专门负责机要交通的“军邮”送出。在交“军邮”时，我玩了个“掉包”花招。也就是说，发走的那个报告稿和呈高福海过目的那个报告稿，不是一个东西。当时我觉得，必须把朱、李、马、赵等人谋划密告高福海“神经不正常”一事报告给上面。这是不容忽视的最新动态。我在报告中，还表明了我对整个这事态的看法：“只有认真搞清高福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各级组织才能为最后决策解决冈古拉问题，找到最坚实的依据。这件事远比当初搞清退伍军人下落要复杂得多，也重要得多。”宋振和曾许诺过，关键时刻，他会派人来和我联络。但这个联络员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偏偏没出现。我又不能使用那两部外线电话去向上面报告情况。情急中，才想到了这个“掉包”计。我以为，这样的报告一旦被送到各级领导手中，必然会得绝密级的保护。掉包计是绝对不会穿帮的。没想此报告刚送到哈拉努里，就从宋振和的手指缝中露了出来，还偏偏露给了这位“哈采英同志”；更没想到这位“哈采英同志”还是高福海的铁杆“谍报员”……
“您准备怎么处置小顾？这小伙子本质上还是不错的……他打这报告，也是他本职之内的工作，没法子的事。您千万别对他太怎么样了。倒是那些在你身边舐着你，溜着你，又背底里向你捅刀子那些货，你得好好收拾一下。”小哈在电话里还特地这么叮嘱了一句。当时她听到高福海在电话里，声音逐渐变得短粗、急促、深重，间隔、沉默的时间也变得越发冗长时，她有些害怕了，甚至有些后悔了。她担心高福海会控制不住地对我施加严厉的报复，反而使刚趋于平静的冈古拉事态，再度恶化……从感情上来说，小哈对我也还是有相当好感的。只不过她天生不喜欢跟比自己年龄小的男性交往；而且潜意识地，总在渴望从年长异性身上获取她从幼年时就一直渴望而又从未得到过的那种强大的父爱式的“爱”和“保护”。但她并不希望我受到伤害。打完电话，再冷静下来想想，她也觉得高福海这些年有些事确实也做得让人费解。比如，她就曾多次劝说过他，不管怎么样，还是应该经常到上边来开开会，在领导跟前露露脸，听听新的工作精神。但连这一点，他也听不进去。其实他并不是不想了解上边工作精神，更不是不懂到上边来参加会议的重要性。他虽然不到上头来开会，但每一次会议结束后，他不仅要从与会的朱副场长那儿详细打听会议的情况，还一定会“秘密”地打电话给小哈，从她那儿了解会议的更多情况。（每次会议上的领导讲话记录、小组讨论简报，包括会后形成的正式文件和会议纪要，都会归档到由小哈负责的保密室保管。）连一些细节都不会放过，连续问个三五遍还不放心，一个电话能打两三个小时……既然如此，那么他为什么不亲自来听会呢？她知道，他只是不想见上边的某些人。他对他们有意见，有看法。有意见，有看法，也没什么嘛。现在上下级之间有谁是完全和谐、完全一致、完全协调的？不和谐，不一致，不协调就不能在一块堆儿开个会了？当干部，最起码的素质就得学会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嘛。但小哈知道，这个高福海就是控制不住自己。而且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心里有什么，他就要表现在脸上。这个为冈古拉人所特有“臭毛病”正是哈采英最替他担心的。如果说，这就是那些人所说的高福海的“不正常”之处，那么，她比谁都早地感觉到了他的这个“不正常”。而且一直也为这一点担着心。要知道，冈古拉有两个“基干民兵值班连”，都配备有武器。一个是机炮连，配备了六门能打坦克的三七炮，还配备了六挺老式的马克西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