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高丽的石越却对高丽国信誓旦旦百般支持，明明知道自己与高丽故国的联系却毫不介怀，而同时又能将西夏人、司马光都玩弄于股掌之间，城府之深让人不寒而栗……金兰只觉得眼前这个大哥，越发的深不可测起来。但最让金兰困惑的是，尽管如此，她却始终感觉石越是可以亲近的——虽然他高高在上，虽然他深不可测，但金兰却有一种女人的直觉：惟有石越是真正理解自己的苦衷的。

    接下来的谈话很快便转到其他的方面。对于自己面临的境况和朝中的局势，石越既没有主动提起，唐康又对金兰不甚放心，更不会主动问起。至于金兰，就更无立场发问。于是交谈的内容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除了叙叙家常以及汴京的逸闻趣事之外，当时宋朝学术界接连发生无数的大事情，都成为众人聊天的话题。唐康刻意避开有关石越的部分，与石越、潘照临大谈西湖书院最近译介的几部在宋朝影响巨大的著作：黄金五百年中大食著名学者侯奈因·本·易司哈格的《逻辑学》与《论彩虹》；由大食著名译者萨比特·本·古赖译本翻译成汉文的托勒密的《地理学》第一卷、阿基米德的《论球与圆柱》以及阿波洛尼乌斯的《圆锥曲线》；还有在大食人中地位仅次于亚里士多德，有哲学“亚师”之称的法拉比的《文明政治》与《学科细目》；大食哲学之王伊本·西拿的《治疗论》与《知识论》；著名大食史家穆罕默德·本·欧麦尔·瓦格迪的《征伐埃及史》等等。西湖学院的译经楼这几年成绩斐然，不仅仅译介了大量著作，加入译经楼的大宋学者日益增加，甚至还有十几位大食学者与高丽留学生加入其中。而西湖学院更是在大宋所有学院中，第一个开设了语言课，有数十位大宋士子在那里学习大食语、梵文与契丹语。

    所有这些事情，可以说都是轰动一时的。当时江浙虽然并非宋朝文化中心，但却也是人文荟萃之所，西湖学院每译介一部书，对江浙乃至全大宋的读书人都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向来以为惟有华夏九州才是人类文明唯一中心的宋朝读书人，这时候终于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在万里之外，还有一个未必逊色于诸夏文明的文明存在；所谓的“大食”，也并非是一帮只会经商的夷人组成的。面对这种现实，有些学者以宽厚的胸怀来接受，甚至愿意去研究这些“夷人”的成果，着手准备对其进行注疏；但同样也有一部分学者对此嗤之以鼻，认为那些不过是末流而已。后一种学者中，高傲者则是傲慢地拒绝阅读，也禁止自己的弟子阅读讨论；而激进者，则不免吹毛求疵，在诸学刊中大加批评指摘，甚至指责西湖学院开设语言课，以华夏之尊而效沙门习夷人之语，是自甘堕落，斯文扫地。于是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在各种报刊上互相攻讦，有人批评，则有人辩护。唯独西湖学院的语言课，却不仅没有因此停办，反而别的学院也出现效仿之势——学习契丹语或者还只是出于书生经国济世的理想，但是大食语与梵语，却是有着直接的利益驱动，随着大宋海外贸易的繁荣，“通译”无论在官方与民间，都显得十分的紧俏。

    让石越非常吃惊的是，金兰对于这些事情也显得十分熟悉。石越从来不知道伊本·西拿的《知识论》里写了什么内容，但是金兰却能说得头头是道，让石越不由再次对这个女子另眼相待。

    这种闲聊一直持续到家宴结束。唐康让仆人先送金兰回府，他自己却再次折回来见石越。

    “大哥。”唐康见着石越，便迫不及待地问出忍了半天的问题，“朝中的局势，大哥与先生已有应对之策了吗？”

    “朝中局势？”石越意味深长地笑着反问了一句。

    “难道大哥毫不担心吗？”唐康隐隐有点奇怪，但他还是相信这只是石越临危不乱的风度，“福建子费尽心机，不过是想离间皇上与大哥。偏偏此时《白水潭藏书总目》又……虽是名至实归，但总归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