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却说是这个衙门里最没有出息的科员。他说他在这种衙门里坐冷板凳已经坐了几十年了，朝代都换了几个，别的科员能高升的都高升了，能找到别的有出息的活路的也干别的去了，唯独他还是当他的科员，死守着他的办公桌，靠他说的“砚耕”，过了几十年不算不太平也不算很太平的日子。

    他的科员当久了，就像产生了一种“职业优越感”似的，向我们大讲科员之重要和当科员之舒服。他说：“科员对于任何一个衙门都是不可缺少的，就像那车子一样，没有轮子，就玩不转了。或者说像老爷们坐的轿子，没有抬轿子的人，老爷的威风也就抖不成了。因此无论是南军打北军，赵大老爷打王大老爷；一会儿放爆竹，张县长到任了，一会儿一个姓李的、姓赵的，或无论姓什么的，反正长着鼻子眼睛的人，拿一封公文进衙门，宣布张县长‘劣迹昭著，革职查办’，于是这位李县长又上台了。李县长的屁股在太师椅上还没有坐热，忽然又被当兵的给抓走了，于是那位穿二尺五的军官又弃武从文，来当县太爷了。不管是谁，就是那些师爷、科长，以致贴身马弁，随房丫头，都可以换来换去，反正科员是不换的。这科员像铁打的饭碗，总没有被打破过。没有人来夺取我这个宝座。过这种与世无争的舒服日子，岂不快哉！”

    我才二十岁出头，又是大学毕业生，本该有雄心壮志，出去干一番大事业的，可是李老这一席话，却把我说动了心。我又何必蝇营狗苟，去宦场争名逐利？陶渊明还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李白还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呢，我学不到他们那样，总可以学到李科员这样安分守己，过几天开心日子吧！

    我们每天吃罢晚饭，没有事，喜欢串门子。或三个两个，或这家那家，无非是坐在板凳上，喝一壶酽茶，天南地北，古今中外，七嘴八舌地摆起“乱谭”来。我们去得最多的是李老科员家。他的家坐落在衙门后街，其实不过两三间破平房带一个小庭院，李老却把他的这座“公馆”取名叫做“心远居”。我知道他是取的陶渊明那两句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典故。我们到了那里，李老照例拖出几条板凳和几只小竹椅，抱出一壶早已泡好的酽茶来，让大家喝冷茶，摆龙门阵，每次总要摆到深夜才散。有时哪个热心的科员，带来一瓶烧酒，李老及时端出几盘盐黄豆来，让我们细细地酌，慢慢地摆，就更有意思了。梆子已经敲了三更，大家还拖拖拉拉，不肯散去。

    这些科员都是在这个衙门或者那个公署里混过十年二十年事的人，哪个没有见到过或听到过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呢？我的阅历最浅，没有我插嘴的余地，但是我听到那么多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奇闻怪事，真是大开脑筋，原来这个社会是这么绚丽多彩的呢！因此我一晚上也不拉下。从此，听科员们“说禅书”，是我的生活中最有色彩的一部分了。当然我也私下心中暗想，这不是我写文章的好材料吗？

    就这样，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平顺，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在我们这里一切都是老样子。大大小小的老爷们、少爷们还是那么安然自在地收租要利，抽烟打牌，坐享清福。老百姓还是那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上粮纳税，当壮丁，充公差，去为那谁也没有见过的“三*义”快乐世界卖命。我们的县大老爷还是那么坐大堂问官司，打板子；收税的还是那么照见十抽一的老规矩办事。鸦片烟馆里还是那么人头攒挤，烟雾缭绕；茶楼酒肆还是那么划拳行令，呼五喝十，卖唱的还是那么在深夜的街头流落，唱着凄凉的“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野狗还是那么在深巷狂吠……甚至太阳还是那么每天从东山树林顶上升起来，从西山山坳边落下去。天没有塌下来，地没有陷下去，地球照老样子旋转着。我们也还是照老样子在“心远居”里坐冷板凳，喝冷茶，摆些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