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她的律师顶多只能向国会监察专员申诉，但国会监察专员却无权向秘密警察要求提出资料或其他证据。

    多年来，艾柯林特一直热烈提倡设立宪法法庭。若有这样的法庭，他便能更轻易地对阿曼斯基提供的信息采取行动：只须拟订一份警察报告，将数据呈交法庭，不容阻挡的程序就能随即启动。

    以目前的情况，艾柯林特并无合法的权力启动初步调查。

    他塞了一撮无烟香烟到嘴里。

    如果阿曼斯基的信息正确，就代表当某个瑞典女人遭受一连串重大伤害之际，资深的秘密警察竟视而不见。接下来她的女儿因为一份伪造的诊断报告，被关进精神病院。最后他们还纵容一名前苏联情报员犯下涉及武器、毒品与性交易的罪行。艾柯林特一脸痛苦的表情，他甚至不想去估计这其中发生了多少不法行为，更别提布隆维斯特住处的窃案、莎兰德律师遭袭案，也许还涉及札拉千科命案，对此艾柯林特实在无法相信。

    事情一团乱，艾柯林特并不希望自己非卷入不可。只不过从阿曼斯基请他吃饭那一刻起，他就已经卷入了。

    现在该如何处理呢？就事论事的话，答案很简单。假如阿曼斯基所说属实，莎兰德最起码被剥夺了行使受宪法保障的权利与自由的机会。从宪法的观点，这恐怕会一发不可收拾：政治决策团体的决策方向受到诱导。这也触及了宪法保障组被授予的责任核心。艾柯林特身为警察又得知某犯罪行为，便有义务向检察官报告。但实际上，答案却不这么简单，甚至可以说一点都不简单。

    莫妮卡·费格劳拉巡官尽管姓氏相当特别，却是在瑞典中部的达拉纳土生土长，她的家族至少从十六世纪古斯塔夫一世时期就住在瑞典。她是个很容易引人注目的女人，有几个原因：她现年三十六岁，蓝眼，身高一百八十四厘米，留着短短的、淡金色自然鬈发，不仅吸引人还懂得将自己打扮得更迷人，而且身材健美。

    青少年时期，她曾是杰出的体操选手，十七岁那年还差一点被选入奥运代表队。后来虽然放弃正统体操运动，却仍持之以恒地每星期上健身房五天。由于太常运动，她体内分泌的脑内啡就像毒品一样，让她一停止运动便痛苦难耐。她会跑步、举重、打网球、练空手道，还曾经十分沉迷于健美，但在几年前已经减缓了这种美化身体的极端手法，当时她可是每天都要举重两小时。不过她依然非常勤于锻炼，身上肌肉极其发达，一些毒舌同事至今仍叫她费格劳拉先生。每当她穿上无袖T恤或夏天洋装，没有人会不去注意她的二头肌与厚实的肩膀。

    另外她的聪明也令许多男同事胆怯。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二十岁进入警官学校，之后在乌普萨拉警局服务九年，闲暇时候还研读法律。她也修了政治学学位，据说是为了好玩。

    她离开巡逻勤务成为刑警，可说是乌普萨拉街头治安维护上的一大损失。她首先在暴力犯罪组，后来加入专门打击经济犯罪的单位，二〇〇〇年申请进入乌普萨拉的秘密警察局，二〇〇一年调到斯德哥尔摩。起初从事反间工作，但几乎立刻就被艾柯林特钦点进入宪法保障组。他刚好与费格劳拉的父亲熟识，这几年来一直在留意她的发展。

    当最后决定必须对阿曼斯基的信息有所行动时，艾柯林特把费格劳拉叫进办公室。她进这个小组还不到三年，也就是说还只是个地道的警员，称不上经验丰富的内勤战士。

    那天她穿着蓝色紧身牛仔裤，青绿色低跟凉鞋和海蓝色夹克。

    “费格劳拉，你现在在忙什么？”

    “我们正在追苏纳那起杂货店抢案。”

    秘密警察通常不会浪费时间侦查杂货店抢案，而费格劳拉和手下的五名警员是负责政治犯罪案件的，他们最倚重的工具就是和一般警察局报案系统联机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