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耍把戏了。你知道莎兰德在九十年代初曾遭受司法不公的对待，我只怕一旦开庭又要旧事重演。”

    “你是民主国家的警察，如果你有这样的情报，就应该采取行动。”

    包柏蓝斯基点点头。“我也正打算这么做。但问题是：怎么做？”

    “你说你想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你和布隆维斯特在打什么算盘。我猜你们不会只是坐在那里无所事事。”

    “事情很复杂。我怎么知道能不能信任你。”

    “布隆维斯特发现一份一九九一年的报告……”

    “我知道。”

    “我已经拿不到那份报告了。”

    “我也是。原本在布隆维斯特和他妹妹——也就是莎兰德现在的律师——手中的两份报告都不见了。”

    “不见了？”

    “有人闯入布隆维斯特住处偷走他那份，而安妮卡则是在哥德堡被人偷袭击倒在地，报告也被抢了。两件事都发生在札拉千科遇害那天。”

    包柏蓝斯基沉默良久。

    “为什么我们还没听到消息？”

    “布隆维斯特是这么说的：出版的好时机只有一个，坏时机却数不胜数。”

    “可是你们两个……他打算出版？”

    阿曼斯基轻轻地点了点头。

    “在哥德堡被偷袭，在斯德哥尔摩被闯空门。同一天。”包柏蓝斯基说道：“这表示我们的对手很有组织。”

    “我恐怕还得再提一下，我们知道安妮卡的电话遭到窃听。”

    “一大串的罪行。”

    “问题是：谁干的？”

    “我也很好奇。最可能还是秘密警察，他们有理由不让毕约克的报告曝光。可是阿曼斯基……我们现在说的是瑞典秘密警察，一个政府单位。我不敢相信他们会允许这种事发生，我甚至不相信他们有做这种事的技能。”

    “我自己都觉得难以消化，更别提还有人晃进索格恩斯卡医院，轰掉札拉千科的脑袋。在此同时，报告的作者毕约克也上吊了。”

    “所以你认为这一切背后有一只黑手？我认识哥德堡负责调查的警官埃兰德。他说所有的迹象都显示这起命案完全是一个生病的人一时冲动之举。我们彻底查过毕约克的住处，一切线索也都指向自杀。”

    “古尔博，七十八岁，罹患癌症，最近在接受忧郁症的治疗。我们的行动组长约翰·弗雷克伦查过他的背景。”

    “结果呢？”

    “他四十年代在卡尔斯克鲁纳当兵，后来研读法律，成了税务顾问。在斯德哥尔摩开了三十年的事务所，很低调，秘密客户……如果真有客户的话。一九九一年退休。一九九四年搬回老家拉赫尔姆。没什么值得注意的，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只不过有一两个令人惊讶的细节。弗雷克伦到处都找不到古尔博的资历。任何报纸或专业期刊都没有提过他，也没有人能告诉我们他有哪些客户。就好像律师界从来没有这个人存在。”

    “你的意思是？”

    “秘密警察是很明显的关联。札拉千科是苏俄叛徒，除了秘密警察之外还有谁会照顾他？接下来是将莎兰德关进疗养院的共谋问题。现在又出现闯空门、偷袭和电话窃听。我个人并不认为秘密警察是幕后黑手。布隆维斯特称他们为‘札拉千科俱乐部’，也就是一小群脱离蛰伏期、躲藏在国安局某个阴暗角落的冷战分子。”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包柏蓝斯基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