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他直视正前方。”

    “是谁先进电梯？”

    “两人差不多同时。”

    “他的表情是否迷惑或者……”

    “我说不上来。他走进电梯，笔直地站着，手里拿着花。”

    “然后呢？”

    “我们在同一层楼出电梯，我就来找我的当事人了。”

    “你直接就来这里吗？”

    “是……不是。其实我先去了服务台出示证件。检察官禁止我的当事人会客。”

    “当时这个人在哪里？”

    安妮卡犹疑着。“我不太确定。应该在我后面吧。不对，等一下……是他先出电梯，但停下来帮我按着门。我不是百分之百肯定，不过他好像也去了服务台，我只是脚程比他快。护士们应该知道。”

    上了年纪、彬彬有礼的杀人犯。埃兰德暗想。

    “是的，他的确去了服务台。”他证实道：“他的确和护士说过话，还遵循护士的指示将花留在柜台。你没有看见吗？”

    “没有。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埃兰德已经没有问题要问，内心被沮丧感啃噬着。他以前曾有过这种感觉，也学会了把它当成直觉引发的警讯。好像有些什么难以捉摸，有些什么不太对劲。

    凶手的身份证实为艾佛特·古尔博，当过会计师，偶尔也担任业务顾问兼税务律师。年纪已经很大。因为疯狂地写恐吓信给公众人物，最近国安局已对他启动初步调查。

    埃兰德根据多年经验知道外头的疯子多的是，甚至有些病态狂会跟踪名人，并躲在后者别墅附近的树林里求爱。当他们的爱没有获得回报——当然不会有回报！——这份爱很快就会转变成强烈恨意。曾有些跟踪狂从德国尾随一名二十一岁的流行乐团主唱到意大利，参与她每场演唱会，后来却因为主唱不肯抛弃一切与他们交往而发火。也有些好伸张正义者再三抱怨真实或想象的不公正，有时甚至演变成恐吓行为。另外还有精神病人与阴谋论者，总之是一些能解读凡人世界看不见的信息的疯子。

    像这类将幻想化为行动的愚蠢实例不胜枚举。前外交部部长安娜·林德遇刺不正是这种疯狂冲动行为的结果吗？

    但一想到有个精神异常的会计师——或不论他是何身份——一手拿花、一手拿枪地晃进医院，再想到他竟然枪决了警方——而且是由他负责——调查的对象，埃兰德巡官实在不敢苟同。死者在官方记录中名为卡尔·阿克索·波汀，但据布隆维斯特指称，他的真实姓名是亚历山大·札拉千科，一个背叛苏俄的浑蛋情报人员，也是黑帮分子。

    札拉千科至少是个证人，但在最糟的情况下，他也可能与一连串命案有重大关联。埃兰德曾获准向札拉千科进行两次短暂的问话，尽管在这两次谈话中后者坚称自己的清白，埃兰德却丝毫不为所动。

    杀害札拉千科的人也对莎兰德，或至少对她的律师感兴趣，试图进入她的病房。

    后来他企图自杀。医生们表示他很可能会成功，尽管他的身体尚未接收到停止运作的信息，古尔博能出庭的几率已微乎其微。

    埃兰德不喜欢这个情况，一点也不喜欢。但他没有证据证明古尔博还有其他不同于外表显现的开枪动机，因此他决定小心行事。他看着安妮卡。

    “我决定让莎兰德搬到另一个房间。服务台右侧连廊上有一间病房，就安全上的考虑，住那里比较好，因为房门刚好正对服务台与护理站。除了你之外，不许其他人探病。没有索格恩斯卡的医生或护士允许，谁也不准进她房间。我还会在她房门外安排二十四小时的警卫。”

    “你觉得她有危险？”

    “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她有危险，但我想小心一点。”

    莎兰德倾听着律师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