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的工作有趣吗？”我说，“有一天我回到家，发现水在洗碗池里哗哗地流，地板上是碎玻璃，煤气灶上还烧着火。就是那个时候，我知道我再也不能让他一个人待着了。可我请不起住家的护工，所以我找了在家里也能干的工作。谈不上什么‘有趣’。”

    “美术学院先放一放。”

    “只能这样了。”

    我猜她接下来一定会说，巴巴有我这样一个女儿该多么幸运，可是让我觉得宽慰，也心存感谢的是，她只是点了点头，看着高速路上的交通标志从眼前不断滑过。但是其他人，特别是阿富汗人，总是说巴巴多么有福气，说我简直出自天赐。他们谈起我来赞不绝口。他们把我说成是圣女，一个英雄般的女儿，放弃了金光灿烂的生活，不要舒适，也不肯享福，宁愿留在家里照顾自己的父亲。可是一开始还有她妈呀。他们说。这些话不绝于耳，现在想起来，他们的声音里还透着几分同情。伺候她那么多年。多不容易啊。现在又是她父亲。她当然不是个大美人，可也有人向她求婚嘛。一个美国人啊，那男的，那搞太阳能的伙计。她本来可以嫁给他的，可她没有。因为这老两口。她做出了多少牺牲啊。噢，天下的父母都有这样的女儿就好了。他们夸我脾气好。他们对我的勇气和毅力惊叹不已，一如那些战胜了身体上的残疾、克服了严重口吃的人，让世人啧啧称奇。

    可我不承认这一个故事中的我自己。比如，有些早晨，我发现巴巴坐在床边，用阴冷的目光看着我，不耐烦地等着我把袜子套到他干燥、多斑的脚上。他吼我的名字，做出一副婴儿相。他抽鼻子，活像一只周身湿透、胆战心惊的老鼠。我厌恶他这种表情，我厌恶他这副做派，我厌恶他让我生活的世界如此狭窄，让我最好的年华白白地逝去。有些日子，我只想逃开他，逃开他的暴躁和贪求。我和圣女毫无相似之处。

    我驶出第十三街的出口，再走几公里，便到了海狸溪街。我把车开到我家车库门前，熄了火。

    帕丽透过车窗，看着我家的单层住宅，油漆剥落的车库门，橄榄绿颜色的窗棂，还有一对俗气的石头狮子，守卫在大门两侧，我不忍心把它们扔掉，因为巴巴喜欢它们，可我觉得就算扔了，他也注意不到。从1989年我七岁的时候起，我们就一直住着这房子，一开始是租的，到了1993年，巴巴从房东手里把它买了下来。妈妈就死在这房子里，死在圣诞节前一天，那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死在客房里我给她架起的医用床上，她在客房度过了临终前的三个月。她要我把她挪进客房，因为那儿能看风景，用她的话说，可以让她提神。她躺在床上，双腿浮肿，肤色灰暗，日复一日地看着窗外的死巷和前院，院里有一圈鸡爪枫，那是她几年前种下的，还有星形的花池子，一条卵石铺就的窄径穿过草坪，山麓在远方，正午时分，阳光全力倾泻而下，山也变成了厚重而浓艳的金黄。

    “我非常紧张。”帕丽悄声说道。

    “可以理解。”我说，“五十八年了。”

    她低头看着夹在两膝之间的手。“我几乎一点儿也记不得他了。我记住的不是他的脸，也不是他的声音，只记得我这辈子始终缺少了一种东西。一种好的东西。一种……哎，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只有这些。”

    我点点头。我重新考虑了一下，还是不要和她说我多么理解她的感受吧。我差一点脱口而出，问她是否曾经觉得有我的存在。

    她揪弄着磨破的围巾边儿。“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认出我来？”

    “你想听实话吗？”

    她打量了一番我的表情。“当然，我想。”

    “他最好别认出来。”我想起了巴希里大夫说过的话。他是我父母长期以来的医生。他说巴巴需要有规律、有条理的生活。别让他受惊。让他有稳定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