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卜杜拉知道我来吗？”

    “我告诉过他，我要带一位客人回家。”我说。

    后来上车的时候，我偷偷地瞅了她两眼。真是奇怪。帕丽·瓦赫达提坐在我车里，离我不过几寸，却给了我一种怪异的错觉。一瞬间，我看她看个清清楚楚：脖子上的黄围巾，发际线上短而薄的头发，左耳下方咖啡色的痣，可是再一眨眼，她的容貌便罩上了一层雾霭，我好像在透过一层毛玻璃看她。我忽然感觉有点晕眩。

    “你没事吧？”她一边扣好安全带，一边看着我问道。

    “我老在想你会消失。”

    “什么？”

    “只是……只是有点难以置信。”我说着说着，就神经质地哈哈笑了起来。“因为你真的存在。因为你居然就在眼前。”

    她微笑着点点头。“哦，我也一样。我也觉得这很奇怪。你看，我这一辈子都没遇见过和我同名的人。”

    “我也没有啊。”我打着了火。“跟我讲讲你的孩子们吧。”

    我开出了停车场，她开始跟我讲孩子们的事，说起他们的名字来，仿佛我从小和他们相熟至今，仿佛她的孩子们和我一起长大，一起参加过家庭野餐，露营，去海滨度假地避暑，做过贝壳项链，玩过用沙子埋人的游戏。

    我真希望我们有过这样的经历。

    她告诉我，她儿子阿兰——“你表哥，”她补了一句——和他妻子安娜已经生了第五个宝宝，一个小千金，他们搬到了巴伦西亚，在那儿买了房子。“终于，他们离开了马德里那套破公寓！”她的大女儿伊莎贝尔给电视节目写配乐，如今已经受聘，开始写自己的第一部主流电影音乐了。伊莎贝尔的丈夫阿尔贝现在成了主厨，在巴黎一家颇受好评的餐馆掌勺。

    “你也开了个餐馆，对吗？”她问，“我记得你在电子邮件里告诉过我。”

    “嗯，我父母开过。我父亲一直梦想着能开一家自己的饭馆。我给他俩帮忙。可是几年前没办法，我把它卖掉了。因为我母亲去世了，巴巴又……又没有能力了。”

    “呀，对不起。”

    “没关系的。我也不是开饭馆的料。”

    “我想你也不是。你是艺术家。”

    我告诉过她，顺便提起过。那是我们第一次通话的时候，她问我在做什么，我说我梦想有一天能上美术学院。

    “其实，你可以说我是个誊写员。”

    她竖起耳朵听我解释，我在一家事务所上班，他们为《财富》五百强里的大公司处理数据。“我给他们填表格，录入说明书，开收据，整理客户名单，电子邮件列表，诸如此类。你需要知道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怎么打字。薪水还不错。”

    “我懂了。”她说。她想了想，又开口道：“你觉得有趣吗，做这个工作？”

    我们正在向南驶过雷伍德城，我把手伸到她身前，指向副座的窗外。“看见那幢楼了吗？有蓝色标志的那幢高楼。”

    “看见了。”

    “我生在那儿。”

    “噢，真的吗？”她扭过头，我开车经过的时候，她也一直看着那幢楼。“你很幸运。”

    “怎么讲？”

    “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

    “我好像从来没想过这些。”

    “啊，当然没有。可是知道这一点很重要，知道你的根，知道你人生开始的地方。如果不知道，你的人生好像就不真实了，就像一个谜题。你明白吗？就像你错过了故事的开头，一下子就到了中间，拼命想弄个明白。”

    我猜巴巴这段日子也有同样的感受。他的人生遍布着缺口。每一天都是一个神秘的缺口，一个需要费劲思量的谜题。

    我们在沉默中行驶了几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