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穿了便服在月台等我。他尴尬地跟我点个头，僵硬地和我握手，然后简直像临时想到似的，把我拉过去使劲抱紧我，大声拍拍我的背再把我推开，擤擤鼻子。然后他开自己的车载我到医院，是辉腾[辉腾（Phaeton）：德国产顶级豪华轿车。]车款，车龄两年，想必花了他大把钞票。要是大家料到1929年10月华尔街会崩盘，很多人就会改变很多事的做法了。

    验尸官领我们到地下室，自个儿钻进一扇门，把我们留在外面。几分钟后，看护现身了，为我们拉开门，无声地招我们进去。

    那里没有窗户，墙上就挂着一个时钟，别无他物。橄榄绿配白色的油地毡地面中央有两张轮床，一床一具覆着布的尸体。这种事我做不来，我连哪边是头哪边是脚都无从判断。

    “准备好了吗？”验尸官问，走到他们之间。

    我咽下口水，点点头。一只手搭上我的肩膀，是警长的手。

    验尸官先揭开父亲的尸布，再揭开母亲的。

    他们看来不像我父母，却又不可能是别人。死亡的气息笼罩他们全身，残破躯体带着斑驳的伤痕，失去血色的惨白皮肤缀着深紫的淤青，空洞的眼窝低陷。我的母亲啊，在世时如此美丽，一点小细节都不放过，死后的脸却僵硬而扭曲。她的发丝缠结，凝着血饼，落入碎裂头颅的凹处。她的嘴张着，下巴掉到下面，仿佛正在打鼾。

    我忍不住作呕，慌忙转过头。有人拿了一只肾形盘给我吐，但没接准，只听到液体落地，还喷到墙面。那些都是听到的，因为我眼睛闭得死紧。我吐了又吐，把所有东西都吐光。吐光了还不算，继续弯着腰干呕，一直干呕到我纳闷一个人能不能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

    他们把我牵到某处，安置在椅子上。一个穿着笔挺白制服的好心看护端来咖啡，在一旁桌上搁到冷掉。

    之后，医院的牧师过来坐在我旁边，问能不能联络谁来接我回去，我喃喃说亲戚都在波兰。他问有没有邻居或教会的朋友，但就算宰了我，我也记不起任何名字。一个都没有。如果他问我姓甚名谁，我恐怕也答不出来。

    他走后，我溜出医院。我们家就在三公里开外，我到的时候，最后一道夕阳余晖恰恰隐没到地平线下。

    车道是空的。当然了。

    我站在后院，抱着旅行包注视房子后方的扁长建筑物，那里的门楣悬着一块新招牌，黑亮的字体写着：

    扬科夫斯基父子

    兽医诊所

    过了一会儿我来到家门，爬上门阶，推开后门。

    父亲心爱的飞歌牌收音机放在厨房桌案上，母亲的蓝毛衣披在椅背，桌上摆着熨好的衣物，花瓶里的紫罗兰已经开始萎软。一只倒扣的大碗，两个盘子，洗碗槽边有一块摊开的方格擦碗布，一大把芹菜放在上面沥水。

    今天早上，我还有父母。今天早上，他们吃了早餐。

    我扑通跪倒，双手捂着脸，就在后门阶上号啕恸哭了起来。

    警长太太通知其他教友的太太我回来了。不到一小时，她们便飞扑来看我。

    我仍然在门阶，脸埋在膝盖间，听着轮胎滚过碎石，车门砰地关上，霎时间我四面八方全是皮肉松软的躯体、印花洋装、戴着手套的手。她们张开绵柔的胸怀拥抱我，罩着纱的帽子戳到我，茉莉、熏衣草、玫瑰的香露气息包围我。死亡是严肃的事，她们都穿上最好的衣服。她们安慰我，照料我，尤其是叨叨诉说着关怀。

    遗憾哪遗憾，那么好的人从此没了。怎么会出这种惨事，真惨，我们凡人哪里参得透仁慈上帝的旨意呢。她们会帮我发落一切。吉姆和玛贝尔?钮瑞特夫妇已经准备好客房，我就放一千两百个心吧。

    她们帮我提旅行包，簇拥我走向一辆引擎已经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