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妄想只凭军事武力解决恐怖主义，那我们绝不会比“9〃11”之前更安全。如果真的想让下一代安全成长，我们就必须明白，最终要靠课本去赢得这场战争，而不是炸弹。

    ——《游行》杂志封面故事2003年4月6日

    车子在泥泞道路上颠簸了十个小时后，道路渐渐蜿蜒成巨石间的小径，通往喀喇昆仑山脉高地的山口。侯赛因在路的尽头刹车，乘客一个个爬过塑料布包裹着的炸药箱下车。对摩顿森、侯赛因、阿波和贝格来说，抵达布劳渡河谷最偏远的村子，是回家的轻松。但对凯文·费达可而言，这里却像是地球上最荒僻的地方。

    费达可做过《户外》杂志的编辑，后来决定离开办公室，到野外进行实地采访和报道——这会儿他和日籍摄影师桑山照发现，自己真是跑到再“户外”不过的地方来了。

    “喀喇昆仑山脉的星空简直不可思议，亮得像一片光团。”三颗流星划过天际，欢迎前来科尔飞的客人。

    “科尔飞村长和他两位朋友从悬崖上面沿着弯弯曲曲的路走下来。”费达可说，“他们手提中国造的防风灯笼，带我们穿过吊桥，走进黑暗中。我们仿佛走进了远古时代，靠着微弱的提灯光走在石板和泥巴路上。”

    费达可到巴基斯坦来，是为了帮《户外》杂志撰写高山地区的战争故事，报道刊出时的标题是《最冷的战争》。印巴两国在高山边境的冲突已经延续了十九年之久，但从来没有记者真正来此地采访，费达可应该是第一人。

    “摩顿森竭尽所能帮助我们。”费达可说，“他帮我向巴基斯坦军方申请采访许可证，把我介绍给每一个人，还安排直升机接送我们。我们在巴基斯坦什么关系都没有，如果没有他，根本不可能把这些事情搞定。摩顿森毫无保留的慷慨协助，是我当记者以来不曾遇到过的。”

    那天晚上费达可爬上床，用“闻起来像死羊味儿一样的肮脏羊毛毯”把自己裹起来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很快就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报答摩顿森的善良相助。

    “我早上睁开眼睛时，还以为有人在办嘉年华呢!”费达可描述。

    “哈吉·阿里去世前，在房子隔壁盖了一间小屋，那是我在巴尔蒂斯坦的家。”摩顿森说，“塔瓦哈亲手用各种颜色的布料布置房间，铺上毯子和坐垫，还把我在科尔飞的故事画在墙上。那房子后来变成了男人俱乐部，外加非正式的村办事处。”

    费达可起床准备喝他的第一杯茶时，村民大会已经快开始了。

    “村民们看到摩顿森都相当兴奋，我们还没醒他们就爬了进来，围在附近。”费达可说，“他们把茶杯塞到我们手上，一群人开心得像是疯了，又说又笑又叫。”

    “不管是回到科尔飞还是到其他村庄，我都要花几天时间和村民们开会。”摩顿森说，“总是有很多事必须讨论。我得知道学校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修理，学生需不需要新的教材文具，老师们有没有定期收到薪水。除此之外，我们也会碰到其他问题，例如妇女中心需要添置一台缝纫机、给水工程需要换新水管，等等。这些都是中亚协会的日常事务。”但那天早上，在布劳渡河谷的最后一个村落里，一件不寻常的事发生了。一位美丽果决的年轻女子冲进房里，跨过三十多个盘腿围坐喝茶的男人，勇敢地坐到帮科尔飞盖学校的男子面前，打断了男人们欢乐的会议。

    “葛瑞格医生，”嘉涵语气坚定地用巴尔蒂语说，“你答应帮我们村子盖学校，你真的信守承诺了。但在学校盖好的那天，你也答应过我一件事，你还记得吗?”摩顿森笑了。他每次到中亚协会建的学校时，都会花时间和学生们聊天，特别是女孩子，要她们谈谈未来的目标。一开始陪同的村民总是摇头，不理解一个大人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听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