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了，我敢肯定。”

    我也这么想，真的，就是这么想的。他是那么的确信无疑，这一定是事实。

    我突然感到又热又累，口也渴了起来。我走得太快了。我拦下一辆出租车，要它送我去皮卡迪利大街附近的一条大街，我知道那儿有一家清静的旅馆可以吃午茶的。我坐在汽车后排的座位上，闻着紫罗兰幽幽的清香。这香味将永远和今天这个日子连在一起，和这份自信和新的开端连在一起。

    在大街的尽头，一辆装啤酒的货车把路堵住了，司机只好停了下来。这儿离那家旅馆没有几步路。现在正是一天里最热的时候，人行道被烈日烤得滚烫滚烫，柏油碎石路面有好几处都被晒化了，黏乎乎的，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我本来还想多走一段路，去皮卡迪利街的商店逛逛，要不去特拉法尔加广场的喷水池坐一会儿，但现在我只想能马上坐下来，要杯茶，然后去火车站，回家。我渴望看到披着最后一道晚霞的花园，闻到玫瑰的芳香，手浸在清凉的水池里和迈克西姆坐着聊天。

    我绕过那辆货车，搬运啤酒桶的男人给我让了路，他们一边欢快地俯喝着一边把一只只巨大的箍着铁环的酒桶从木板上滚进人行道下面黑乎乎的地窖里。这时，我听见了另一个声音，一种异样的喊叫声。

    路边有一只电话亭，里面的人背靠在门上，所以门是隙开着的。他的一只手提箱也抵在门上，大半截露在门外。箱子的中间包着一张软不啦叽、又旧又脏的卡纸板，用一根磨损的棕色皮带捆着，里面的东西都露了出来：几件脏衣服，一些看上去像是发黄的报纸一样的东西。

    那人攥着电话在声嘶力竭地叫喊，还不停地挥舞着听筒，让我觉得他手里握的是一件武器。他语无伦次，指语连篇，我不禁暗忖他会不会是个疯子，如今在伦敦的街头到处能见到战争遗留下来的流浪汉，这些人行为古怪，生活在他们自己那个可怕、封闭的世界里。我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生怕他会从电话亭里冲出来撞到我。但我仍禁不住看了他一眼。他身穿一件雨衣，又长又乱的头发盖在后颈上，下面穿一条破旧的棕色裤子。

    他没有从电话亭里退出来，但就在我经过隙开的门时，他转身盯着我看。他充满野性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我认识这双眼睛。

    我跑了起来，只想在他认出我、跟上我之前远远地避开他。但一天走下来，那双鞋子突然变得又硬又不舒服，开始在挤痛我的脚。我跌跌撞撞地跑进旅馆，惊恐地推开旋转大门，来到了门厅里。

    这时我觉得安全了，门厅里井然有序，在淡淡的灯光下显得十分宁挣。台前小姐抬头冲我笑了笑。

    “下午好，夫人。”

    我不由得松了口气，走上前说我想要杯茶。

    “好的——服务员会领你去蓝厅的，那里既凉快又安静，你一定会感到很舒适。”

    “谢谢，哦——我可以用一下电话吗——我把东西放在刚才来的地方了。”上午，我突来灵感地买了一条丝绸巾，准备送给邦蒂·伯特利。问到了诊所后却发现忘在商店的柜台上了——它没有和我其它的东西放在一块。

    花了不少时间才找到商店的有关部门，并讲明了我的情况。丝绸巾最后终于找到了，我把自己的姓名和地址告诉了对方，好让他们把东西寄给我；同时又为耽搁了时间而有点懊丧——我想见邦蒂，我对她充满了深情，因为我可以跟她谈心里话，可以信赖她；是她那么及时地为我找到了大夫。“能否麻烦你们今天就寄出——那是一件礼物，我不想让它耽搁了，”我在电话里说，接着又很慢地把地址重复了一遍。但她让我放心，说这事不会耽误的，商店马上派一个职员包装好寄出，我明天早上就能收到。

    “谢谢，”我说。“太感谢了。”我搁下电话，转身看见了杰克·费弗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