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后，周室遗民又一次疯狂了。

    其时，作为周室遗民封地的小东周尚留有七城，史称七县，以当时地名分别是：河南、洛阳（王城之外的洛阳县）、榖城、平阴、偃师、巩、缑氏。已经灭国的周室遗民能保留如此一片相当于一个中等诸侯国的封地，在战国之世实在是破天荒了。至少，此时还没有灭亡的两个老诸侯——鲁国、卫国的地盘便没有小东周大。尽管如此，周室遗民对秦国还是大为不满。个中原因，便是周室遗民的这块足够大的封地不是自治诸侯。也就是说，周人只能在这方土地耕耘生存，向自己的东周君交纳赋税，除此而外，便须遵守秦国法令。

    秦国的选择，来自严酷的前车之鉴。

    自夏商周三代有“国”伊始，战胜国对待先朝遗民的治理方式大体经历了两个过程：最先是封先朝遗族为自治诸侯，后来则是保留封地而取消治权。这一过程的演变，是血淋淋地复辟反复辟的必然结果。三代更替，商灭夏、周灭商，初期都曾经尊奉先朝遗族，许其在祖先发祥地立国自治，也就是允许其作为一个有治权的诸侯存在。其时，自治诸侯意味着几乎是完全意义上的军政治权。只要不反叛，只要向天子纳贡称臣，中央王室对自治诸侯便没有任何干涉。新战胜国之意图，显然是要通过保留并尊崇先朝王族，使天下庶民信服本朝之王道仁德，从而心悦诚服地臣服于新王朝。

    然则，事实却总是与新战胜国的期望相反。先朝遗族一旦作为治权诸侯存在，便千方百计地图谋复辟旧制，最终每每酿成颠覆新政权的祸根。最先尝到苦果的，恰恰便是力倡王道德化的周室新朝。周人自诩德治天下，灭商后非但准许殷商遗族原居故地做自治诸侯，还分别将神农氏、黄帝、尧、舜、禹等“圣王”的后裔部族，一律封为自治诸侯。然而，仅仅过了两三年。周武王刚刚病逝，殷商遗民首领武庚便立即策动了大规模叛乱，非但联结了几乎所有的“圣王”遗族诸侯与东方夷人部族大举叛周，且匪夷所思地鼓动了周室王族中的反叛势力一起反周，其声势之大，只差点儿淹没了这个新王朝！靠着那位雄谋远略的周公的全力运筹，周王朝才终于平定了这场以殷商遗民诸侯为根基的大叛乱。

    这是一场极其惨烈的王朝内战，更是一场极其惨痛的治国教训。

    它使普天之下都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有着数百年悠久传统的先朝王族，其复辟祖先旧制的愿望是永远难以磨灭的；若不能将先朝王族后裔与其赖以生存的遗民分开治理，有治权的旧王族便随时有能力发动复辟战争！自诩德治的周王室终于醒悟，重新确立了一种新的诸侯制度：以周王族做遗民聚居地的诸侯国君，以周室礼法治理殷商遗民，如此便有了以周武王少弟康叔为诸侯国君，而实际“收殷余民”的卫国；先朝王族后裔的祭祀地虽保留“诸侯”名义，然先朝遗民却最大限度地迁徙到前一诸侯，如此便有了重新选择的殷商王族后裔微子开的宋国。也就是说，殷商遗民与殷商王族后裔从此脱节，分为两个诸侯！

    自此开始以至战国，便形成了另一种传统：大国但亡，其遗民聚居地至多只能做无治权诸侯；小国灭亡，遗民则直接化入战胜国郡县，不再保留遗民封地。

    从名义上说，周王室仍然是战国之世的天子之邦，是最大的先朝。无论那国灭周，灭后都应当以某种形式保留封地，许遗民聚居并建立宗庙祭祀祖先，以示战胜者抚慰之德。更不说秦人与周人有着同出西土的悠长渊源，不会不明白这一点，也不会不照拂周室遗民。然则，秦昭王一代雄主，毕竟不会不顾及前车之鉴而留下无穷后患。灭周之初，秦昭王便定下了“留其封地，秦法治周”的八字方略，将周室遗族封地纳入秦国郡县，只使封地仅仅成为周室遗族事实上的聚居之地而已。

    周室遗民的疯狂，源自八年中无数难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