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二更，老长史桓砾到了丞相府，捧出了一卷秦王特诏。那是一幅三尺见方的玉白蜀锦，上面竟是八个拳头大的血字——惟君新政，我心如山！吕不韦良久默然，泪水夺眶而出。不想老桓砾一招手，门厅外老内侍又捧来了一口铜锈班驳的青铜短剑。老桓砾慨然一叹：“此乃穆公镇秦剑也！百年以来，惟商君与公领之。公当大任，秦王举国托之，朝野拭目待之，公自珍重矣！”吕不韦肃然拜剑，眼中却没了泪水，及至桓砾走了，尚凝神伫立在空荡荡的厅堂。

    二月开春，在红火隆重的启耕大典中，吕不韦的新政静悄悄地启动了。

    新政第一步，从最没有争议的纠法开始。

    纠法者，纠正法令文本之错讹也。要清楚纠法之重要，便先得说说先秦法令颁布、传播的形式演变。远古夏商周之法令，只保存于官府，不对庶民公开法令内容。从保存形式说，无论是王室还是诸侯以及下辖官署，法典都与其他卷册一起保存，没有专门的官吏与专门的府库保存。其时，社会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传统习俗道德来规范，法令很少，条文也极其简单，官吏容易记忆容易保存；见诸纠纷诉讼或奖赏惩罚，官吏说法令如何便是如何，庶民根本无从知之。如此状况，官吏是否贤明公正，便对执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实际上说，官吏完全决定着法令的内容与执法的结果。此所谓“人治”也。远古民众之所以极其推崇王道圣贤，深层原因便在于这种人治现实。

    春秋之世，庶民涌动风习大变，民求知法成为新潮。一些力图顺天应人的诸侯国便开始了向民众公布法律的尝试。公元前五百三十六年，依当时纪年是周景王九年，郑国“执政”（大体相当于后来的丞相）子产首开先河，将郑国法令编成《刑书》，铸刻在大鼎之上，立于都城广场，以为郑国“常法”。其时天下呼之为“铸刑书”。其后三十余年，郑国又出了一个赫赫大名的掌法大夫，叫做邓析。此人与时俱进，对子产公布的法律做了若干修改，刻成大量简册在郑国发放，气势虽不如堂皇大鼎，实效无疑却是快捷了许多。其时天下呼之为“竹刑”。紧接着，最大的诸侯晋国的执政大臣赵鞅，将晋国掌法大夫范宣子整理的《刑书》，全文铸在了一口远远大于郑国刑鼎的大鼎上，立于广场公诸于世，天下呼为“铸刑鼎”，是春秋之世公布法令的最大事件。

    进入战国，在法家大力倡导与实践之下，公布法律已经成为天下共识。魏国变法作为战国变法的第一高潮，非但李悝的《法经》刻简传世，魏国新法更是被国府着意广为传播，以吸引民众迁徙入魏。其后接踵而起的各国变法，无一不是以“明法”为第一要务，法令非但公然颁布，而且要竭尽所能的使民知法，从而保障新法畅行。也就是说，战国之世不断涌现的变法浪潮，事实上正逐渐摆脱久远的人治传统，正逐渐地靠近法治国家。

    虽则如此，然由于传播手段、路径阻塞等等诸般限制，要确保法令在辗转传抄流播之后仍能一如原文，实在是一件难而又难的事情！就实说，法令在民间传播中出现讹误并不打紧，毕竟，民众对法令既无解释权又无执行权。这里的要害是，官府的法令文本若出现错讹，无论是官吏不意出错、疏忽忘记还是意曲解，对民以错纠错，以讹传讹，便难保不生出种种弊端，导致执法混乱，法令之效必然大打折扣！正因了这种事实上很难避免的弊端，各国变法中的“明法”便成为最繁难琐细政务。见诸变法实践，各国变法为精准法令想出的办法很多，但都没有制度化，时间一长，好办法也变得漏洞百出形同虚设。譬如，当时几个大国都沿袭了古老的“谤木”之法以为明法手段：在大道两边每隔一二里树立一根平面刨光的大木，路人若有法令疑难，或遭恶吏错告法令，都何在大木上或刻或写的做质询做举发，此谓古老的“诽谤”制；吏员定期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