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发掘那个时代已经被史书风干了的鲜活要素。否则，曲解是必然的。

    首先要关注的大背景，是秦帝国建立后不同群体的社会心态。

    秦帝国恶性政变发生之时，一统天下尚只有短短的十二年。无论以哪个时代的变化标尺衡量，十二年，都是个太短太短的时段。其时，七大战国生死拼杀的那一代人，全部正在盛年之期。新生一代，尚处于上一代人的风信标之下。家国兴亡所导致的巨大的精神鸿沟，尚深深植根于种种社会群体之间，尚有很远的距离才可能弥合。就权力层面说，战胜者成了一统天下的君王与功臣，战败者则成了失国失地的臣民或罪犯。此间鸿沟，既不可能没有，也不可能不深。就民众层面说，战胜国臣民的主宰感、荣誉感与尊严感，以及获取巨大的战胜利益的愉悦感，都倍加强烈。灭亡国家的民众浓烈的沦丧感、失落感与自卑感，以及在社会利益分割中的不公平感，却鲜明地放大了。此间鸿沟，既不可能没有，也不可能不深。就关注焦点而言，作为战胜者的帝国政权与本体臣民，立即将全部心力投入到了大规模的文明创制之中，力图以宏大的建设功业达到人心聚化，从而达到真正的天下大治。作为战败亡国的山东六国臣民，其需求要复杂得多：民众孜孜以求的是，力图从统一新政中获得实际利益的弥补，获得精神沦丧的填充。六国贵族则殷殷渴求于复辟，殷殷渴求夺回已经失去的权力、土地与人民。此间鸿沟，不可能没有，更不可能不深也。

    凡此种种鸿沟，意味着这时的社会心理尚处于巨大的分裂状态。

    帝国政权的统一，距离人心的真正聚合，尚有很大的距离。

    虽然，从总体上说，天下民众确定无疑地欢迎统一，并欣然接受了统一。始皇帝大巡狩刻石中的“皇帝并一海内，天下和平”并非虚妄之辞。然则，历史与社会的复杂性便在这里：对于一个魄力宏大且又洞彻天下的政权而言，上述种种社会鸿沟都可能在妥善的化解中渐渐趋于平复；而对于一个不知深浅的恶变政权，上述种种社会鸿沟，则可能立即从潜藏状态骤然转化为公开状态，精神鸿沟骤然转化为实际颠覆。

    就其实质而言，秦帝国统一初期，整个社会心理仍旧处于一种不定型的可变状态，天下对秦帝国一统政权尚未形成稳定的最终认可。渴望重新回到战国大争时代的精神需求，仍然是一股普遍而强劲的社会思潮。无论是帝国中央在确立郡县制中爆发的“诸侯封建”说，还是六国贵族在当时的复辟言论与复仇暗杀行动，以及山东民众与当年封主的种种联结，甚或对贵族暗杀行动的实际掩护、民间流言、反秦石刻生发不息等等，都证明了这种可变性的强烈存在。

    唯其如此，在后世看来相对寻常的种种事变，在这个时期都具有数倍数十倍放大的强烈反应后果。如秦二世胡亥般低能昏聩的君主，前世有之，后世更多有之。然则，其时社会反应之迟钝缓慢，远远无法与秦末之激烈快速相比。自西汉末期的绿林、赤眉农民军暴动起，任何时代的农民起义都是反复酝酿多年方能发动，发动后又长期转战，很难得到社会有效支持，至于普遍响应，更是极其罕见。此种现象，愈到中国后期愈明显。宋王朝享乐庸主多多，且内忧外患频仍，农民反抗经久不断，却数十年不见天下轰然而起。明代昏君辈出，首代杀尽功臣，此后外患政变迭出，后更有“家家皆净”之号的盘剥皇帝嘉靖，而明代酿成农民大起义，却竟然是在二百余年之后。纵观中国历史，其对昏暴君主的反应差别之大，直教人怀疑战国华夏族群与后世国人简直就不是一个种族。

    此间根本，正在于活历史中的时代精神的巨大差别。

    关注的根本点，便是直接延续于秦帝国时代的战国精神。

    春秋战国时代乃“多事之时，大争之世”，普遍的生命状态是“凡有血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