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残酷方略下，嬴氏皇族被大肆杀戮，帝国功臣被一一剔除，中央政权发生了急剧的恶变。

    恶果之二，反其道而行之的种种社会恶政——大工程不收反上，大征发不减反增，赋税征收不轻反重，迅速激发了激烈的民众反抗，由此而诱发复辟势力全面复活，使社会动荡空前激烈且矛盾交织难解，大灾难终于来临。

    恶果之三，秦帝国群策群力的施政决策方式荡然无存，骤然转变为胡亥赵高的荒唐臆断。中央决策机构全面瘫痪，以致胡亥对农民暴动的社会大动乱程度的荒唐认定，根本无法得到应有的纠正。在始皇帝时期，这是无法想象的。

    恶果之四，中央政令的荒谬，与社会治情严重脱节，致使郡县官吏无所适从，纷纷生出疏离之心。天下政务几近瘫痪，军力财力无法凝聚，无力应对愈演愈烈的社会动乱。

    恶果之五，恶政导致秦帝国边地主力大军人心浮动，战心丧失，战力大减。九原主力军固然粮草不济，岭南主力军固然山高水远，然若不是恶政猖獗，以秦军之顽韧苦战传统，必全力以赴挽救国难。以章邯之刑徒军，尚能在平乱初期连战大捷，若秦军主力全面出动，稳定大局当不是难事。事实却不然，除了王离一部，两大秦军主力皆未大举出动。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政治的恶变从根基上毁灭了秦军将士的归属感。败政恶政无精兵，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从政治特质决定军事特质的意义上说，秦军的声威骤然消失，并非不可思议的秘密，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政治的恶变。

    综上所述，秦帝国灭亡的直接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其二，战国大争传统形成的巨大惯性，导致了空前剧烈的全面动荡。

    秦末动乱之快速剧烈，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

    仅仅一年，天下大势面目全非。自古所谓天下大势，通指三个基本面：一曰朝局，二曰民治，三曰边情。朝局者，政情轴心也。民治者，人心根基也。边情者，存亡之首也。对此三个基本面的总体状况，古人一言以蔽之，统归于“治乱”两字。天下稳定康宁谓之治，天下动荡纷扰谓之乱。是故，治乎乱乎，天下大势之集中表征也。

    从始皇帝病死沙丘的公元前210年七月二十二日，至公元前209年七月大乱之时，堪堪一年，天下由盛大治世陡然化作剧烈乱世，转折之快如飓风过岗万木随向，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大象飞转。及至大泽乡九百徭役揭竿而起，竟能达到“旬日之间，天下响应”的激速爆发之势，为后世任何大动荡所望尘莫及。在社会节奏缓慢的自然经济时代，煌煌强势一年急转直下，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在中国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事实上也只有这一次。

    历代史家解释这一现象，无不归结为秦“暴政”蓄积已久，其发必速。所谓“天下苦秦久矣”，正是此等评判之依据。实则不然，这种轰然爆发而立即弥漫为整个社会大动乱的现象，固然与秦二世恶政有直接关联，也与始皇帝时期的帝国施政有关联，但不是必然性关联，尤其不是长期“暴政”激发一朝大乱的必然性因果关联。基本的原因是，秦帝国并非暴政，更不是长期暴政。秦末大动乱其所以骤然爆发且立即全面化，其所以成为人类历史之唯一，根本的原因，取决于那个时代独有的特质。不理解或有意忽视这一特质，则无法深刻解析这一历史现象。

    秦末社会的独有特质，在于战国大争传统依然是主导性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决定着时人对种种事件的认知标准，也决定着随之而来的反应方式与激烈程度。为此，要深彻体察两千余年之前的那场剧烈大爆发，首先得理解那个时代的价值理念，理解那个时代的行为方式。否则，不足以解释其普遍而剧烈的反应，不足以解释其大规模地酷烈演进。作为解析人群活的历史奥秘的探索者，最不能忽视的，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