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那儿发生的一切告诉本土的人们。’可我们的手脚都被捆着！如果不设法让大家组织起来投入行动，那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亨利微微一笑，拉舒姆情绪激烈，令他心动。确实，此人可以干出卑鄙的勾当，但也不会平心静气地容忍别人大批大批地折磨、杀害无辜的人。

    “那你到底要干什么呢？”他口气随和地问道，“你们那里把什么都混淆在一起，政治谎言和真情实感相混杂，别人很难分辨真伪。”

    “要是你们不动辄就谴责我们搞阴谋诡计，那你们还是可以分辨得更清楚一些的。你们好像总是以为共产党只为自身谋利益！你记得1946年吧，我们为克利斯迪诺-加尔西亚出面干涉，可别人却谴责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把他往断头台上推。如今我们保持沉默，你又对我说：‘你们可没有做过什么大事。’”

    “你别生气。”亨利说，“你好像变得特别爱动气。”

    “你不知道，到处都被人怀疑！最终真弄得您恼火透了！”

    亨利恨不得回他一句：“这是你们自己的错。”可嘴里没有说什么，他觉得自己没有权利摆出那种肤浅的高人一等的模样。说实在的，他已经不再记恨拉舒姆。有一天拉舒姆曾在红酒吧对他说过：“我宁愿忍受一切而不愿离开党。”他觉得与涉及的利益相比，他自身是无足轻重的，可他为什么更加重视亨利的价值呢？在目前的情况下，友谊自然谈不上了，但是，没有什么可以妨碍他们一起工作。

    “听着，我巴不得与你一起工作。”亨利说道，“我并不认为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但总可以试一试。”

    拉舒姆脸色变得晴朗起来：“我可以告诉拉福利你一定会同意的？”

    “是的。可你们都有哪些打算，给我详细说一说。”

    “咱们一起讨论吧。”拉舒姆说。

    “瞧。”亨利思忖，“这再一次得到证明，每做一件正经事都必定要担负起新的义务。”他于1947年撰写了社论，这不可避免地迫使他写了《警觉》上的那篇文章，这篇文章又推着他去组织那个委员会。他又被死死地夹住了。“可这不会持续多久，”他暗暗在想。

    “您该上床睡觉了，看你精疲力竭的样子，”纳迪娜不高兴地说。

    “我是乘飞机旅行累的，”安娜以抱歉的口吻说道，“再说还有时差。我昨天夜里睡得很不好。”

    工作室里看似洋溢着快乐的气氛。安娜头天回到家里，纳迪娜到小院子里采摘了各式各样的鲜花，把屋子装饰成一个花的天地。可实际上谁也不开心。安娜突然苍老多了，无度地喝威士忌。最近这些日子一直精神振奋的迪布勒伊也显得忧心忡忡，无疑是由于安娜的缘故。纳迪娜多多少少都在赌气，她还一边织着一件鲜红色的东西。亨利介绍的情况更使夜晚布满阴云。

    “那怎么了？算完了？”安娜问道，“再也没有任何希望搭救那些人了？”

    “我看不出有什么指望。”亨利答道。

    “传说议会要把这件事拖下去，拖得它不了了之。”迪布勒伊说。

    “要是旁听了议会会议，您也会感到吃惊的。”亨利道，“我觉得自已经受得住，可有的时候，我真恨不得去杀人。”

    “是呀，他们是挺狠的。”迪布勒伊说。

    “那都是些政客，我并不感到奇怪。”安娜说道，“我难以理解的是，就总体而言，人们的反应如此淡漠。”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那些人才无动于衷呢。”亨利说。

    热拉尔-巴杜洛和其他律师来到了巴黎，下决心闹个天翻地覆。委员会尽最大努力为他们提供了帮助，可他们却遇到了普遍的无动于衷的态度。

    安娜看了看迪布勒伊：“您不觉得这让人泄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