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格雷万博物馆中被狮子咬杀的基督徒一样久远。当我重又置身于外面时，我被太阳光照得一时头昏眼花，整个欧洲仿佛已远离而去，移到空间的尽端。我看着露着光臂的女人和身穿花衬衫的男人，他们有的在啃热狗，有的在舔冰激凌。没有一个人讲我的语言，连我自己讲什么话也忘了。我丧失了一切记忆，连同自己的形象。在刘易斯的住家，没有一面大镜子能够从脚照到我的眼睛，我只有用一面袖珍小镜，胡乱涂抹一番。我几乎记不清我自己到底是谁，不知道巴黎是否依然存在。

    忽然，我听到多萝茜气呼呼地说道：

    “您决定回去了，可您都不问问安娜的意见。听说7点钟这儿要放映旧影片，有人还跟我说有一个非凡的魔术师。”

    她在苦苦哀求，可周围的一副副面孔仍然紧绷着。

    “啊！我们回去！”威利说，“家里有马提尼酒等着我，再说，我们大家全都饿了。”

    “男人都那么自私！”她嗫嚅道。

    我上了她那辆旧车，坐在她和威利中间。她沮丧极了，一路上没吭一声，我也没有说一句话。下车时，她拉住我的胳膊，劈头问道：

    “您为何就不留在这儿住下？您应该留下来。”

    “我不能。”

    “为什么，太遗憾了。”

    “我不能。”

    “那您至少会再来吧？春天再来，春天是这儿最美丽的季节。”

    “我尽量来。”

    她有什么权利跟我这样说话？走进屋里时，我气恼地问自己。她为什么有事无事都这么客气，可刘易斯却从未问我一次：“您会再来吗？”威利给我递过一杯马提尼酒，我连忙接了过来。我心里憋着一团火。桌上摆满了肉糜色拉、糕点，我绝望地看着这些东西，看来一时半会儿吃不完这顿饭！多萝茜转眼不见了；回来时，只见她满脸白粉，穿上了一件破旧的花长裙。伯特、弗吉尼亚、伊夫琳、刘易斯都回来了，一个个笑呵呵的。他们谈笑风生，我没有心思去听他们说些什么。刘易斯又变得开心起来。我看了他一眼，心中不由得自问：“等我跟他单独相处时会怎么样呢？”我就像当初等待着泰迪-玛利亚走一样巴不得早点离开，可今天我这种焦躁的心情纯属愚蠢。刘易斯跟别人距离甚远，可对我也不会更加亲近。伯特把一盘三明治往我膝盖上一放，朝我微微一笑，只听得他在问我：

    “1944年8月24日您在巴黎吗？”

    “整个大战期间，安娜都是在巴黎度过的。”刘易斯以一种自豪的口吻说道。

    “多么非凡的一天啊！”伯特说，“我们以为见到的会是一座死城，可到处都是身着花裙的女人，露着美丽的褐色大腿，跟我们这儿想象的法国女郎迥然不同！”

    “是呀，”我说道，“我们都很健康，你们那些记者见到了全都感到失望。”

    “噢！那是几个蠢驴！”伯特说，“老弱病残不会到街上去，这不难明白嘛。当然被抓到集中营去的和已经死了的也不会上街了。”他那张胖乎乎的脸上显示出茫然的神色：“可那还是非凡的一天！”

    “我刚到时，”威利遗憾地说，“那里的人一点儿也不喜欢我们。”

    “对，我们很快被人讨厌。”伯特说，“我们的所作所为就像是野蛮人。”

    “那是肯定的。”刘易斯说道。

    “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只要纪律严一点……”

    “您以为绞死的人还不够多吗？”刘易斯口气激烈地问道，“就知道把他们一个个往战争的虎口里填，可他们稍一违纪就把他们绞死！”

    “绞死的人太多了，这我同意。”伯特说，“可问题正在于此：一开始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

    “什么措施？”威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