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对我们认识的知己朋友，不允许采取这种医治方式，如果这样做了，我会觉得犯下了背信罪。我给她打电话，她一概拒绝去摘电话机；我又给她写了两封信，她只简短地回了几个字：“原谅我。我需要清静。需要时我哪天会给你个信儿的。”这样一来，我反而卑怯地感到从此了却了一块心病。

    寒冬还在继续拖延。自从与朗贝尔闹崩之后，纳迪娜情绪极不稳定。除樊尚之外，她什么人也不见。她不再搞通讯报道，只是管她的《警觉》杂志。罗贝尔阅读大量的东西，经常领我上电影院，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听音乐。他开始发疯似的买起唱片来。每当他像这样又染上一个新的怪癖，就说明他的工作很不顺利。

    一天早上，我们正在一边吃早饭一边浏览报纸，无意中我看到了勒诺瓦的一篇文章，这是他第一次在共产党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文章写得很不客气，对以前的朋友，他都一一照例加以谴责，对罗贝尔算是最客气的，可对亨利是疯狂地大加攻击。

    “看看这。”我说。

    罗贝尔读后把报纸一扔：“亨利没有变成反共分子，应该承认他能这样做真值得钦佩。”

    “我跟您说过他会挺得住的！”

    “报社里该有不少麻烦。”罗贝尔说，“据萨玛泽尔的文章看，人们完全可以感觉得出他巴不得向右派跑，特拉利奥显然也如此，朗贝尔嘛，远远不只是让人怀疑。”

    “噢！亨利的处境可不妙！”我说道，接着微微一笑：“实际上，他的处境和你差不多：你们俩跟大家都不和。”

    “这对他来说比我可能要更艰难些。”罗贝尔说。

    他的话声中几乎隐含着关切。我感觉到他对亨利的积恨已经开始消除了。

    “我怎么都弄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子跟你闹翻。”我说，“我保证他如今肯定后悔不已。”

    “我经常反省这件事。”罗贝尔说，“开始时，我责备他在这件事上太顾及自己了。如今我在想他并不怎么有错。实际上，我们俩都应该明确今日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应该担任怎样的角色。保持沉默，无疑是选择极为悲观主义的解决方法。像他那个年纪，表示不满是自然而然的。”

    “矛盾的是亨利远不如您那么非要起到政治作用。”我说。

    “他也许认识到事关其他事情。”罗贝尔说。

    “什么事情呢？”

    罗贝尔犹豫片刻：“你要听我的心里话？”

    “当然。”

    “一个知识分子再也起不了任何作用。”

    “怎么会呢？他总可以写作吧，不是吗？”

    “噢！人们尽可以闹着串字玩，就像串珍珠那样，可要加倍小心，什么都不要说。即使这样做，也有危险。”

    “哎哟，”我说，“您在您的书中不是捍卫文学的嘛。”

    “我希望我有关文学的论断哪一天重又变成真理。”罗贝尔说，“可眼下，我认为我们最好还是让别人忘掉我们。”

    “总不至于停止写作吧？”我问道。

    “当然要停止。等我写完这部论着，我就再也不写了。”

    “为什么？”

    “我为什么非要写作？”罗贝尔说道，“因为人活着不仅仅只吃面包，因为我相信这项多余的工作是有必要的。我写作是为了拯救被行动所忽视的一切：现实的真实，个人和即时。我迄今为止一直认为这一工作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可是不，它妨碍了革命工作。目前，任何文学，只要它致力于把面包之外的食粮提供给人们，别人都会利用它来表明人们完全可以不用吃面包。”

    “您一直在避免这种误会。”我说。

    “可情况发生了变化。”罗贝尔说，“你明白，如今革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只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