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站了起来：“算了，你就怀疑去吧。只要我对某人还有一点儿友情，我总是尽量信任他；但是这确实不是你的秉性。我不该来的，抱歉了。”

    “再也没有比疑心更糟糕的东西了。”他回到自己住处，心中暗自思量，“我倒愿意别人像拉舒姆那样公开污蔑我，那样做还更坦率。”他想象着迪布勒伊、纳迪娜和安娜正在书房里喝咖啡的情景。他们没有公开说：“这是个混账。”不，他们都很谨慎，不会这样辱骂，只是疑心而已。对疑心的人能回答什么呢？一个罪犯至少可以为自己寻找借口，可一个嫌疑犯呢？他们完全束手无策。“对，他们就是要把我搞成一个束手无策的嫌疑犯。”继后几天里，他心里总是气呼呼地这么想，“此外，他们大家都怪我有自己的私生活！”可是，他既不是领袖，也不是旗手，他热爱自己的生活，珍惜自己的私生活。相反，他对政治已经受不了了。跟政治纠缠在一起，永远就没有个尽头，每次作出牺牲总招致新的义务。最早牺牲了报纸，如今别人又想剥夺他的一切乐趣，一切欲望。他们到底以什么名义呢？不管怎样，总是不能做自己乐意做的事，甚至相反，往往要干些违心的事情，这样一来，自我烦恼也是白搭。他暗暗下定决心，不再自我折磨，而要随心所欲，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就他目前所处的景况而言，这样做没有任何关系。

    尽管如此，当他晚上坐在吕茜-贝洛姆和克洛蒂-德-贝琼斯中间，面前的桌子摆着一瓶甜腻腻的香槟酒时，亨利还是禁不住突然向自己发问：“我在这里到底干什么？”他不喜欢香槟酒、吊灯、镜子和座椅的绒面，也不喜欢这些竞相炫耀自己那点残存的姿色的女人，无论是吕茜、杜杜尔、克洛蒂、维尔侬，还是这位据说是维尔侬恋人的日渐衰老的年轻演员，亨利全部不喜欢。

    “这时，她走进了卧室，”克洛蒂讲述道，“看见他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还有一条小小的尾巴……像这样子，”她边说边伸出小拇指，“她开口问道：‘这玩艺儿往哪儿放？放鼻孔里？’”三个男人纵声哈哈大笑，吕茜声音有些生硬地说：“太滑稽了！”她为与一位出身高贵的女子交往感到荣幸，可又为克洛蒂跟下等人一起聚会时故意摆出那副粗俗的腔调而气愤。吕茜尽量拿出了一副与众不同的样子，以不失其高雅。她朝亨利转去身子。

    “鲁埃利演丈夫的角色说不定很合适。”她嘀咕道，一边指了指那个正在用吸管吸维尔侬杯中葡萄酒的英俊小伙子。

    “什么丈夫？”

    “若赛特的丈夫。”

    “可没有他的戏：剧情刚一展开他就死了。”

    “我知道，可要搞电影，您那故事就太悲惨了。布里厄建议让那位丈夫幸免于难，逃进游击区，最后宽恕了若赛特。”

    亨利一耸肩膀：“布里厄要么拍我这部片子，要么就拉倒。”

    “您不要因为别人请您把一个死人改成活人，就唾弃那二百万块钱！”

    “他是故意对那钱不屑一顾。”克洛蒂说，“可瞧眼下那黄油卖的价钱，谁都很需要钱。现在黄油卖的价钱就差点到了德国人在的时候那么贵了。”

    “不要当着一个抵抗主义者的面这样说话。”吕茜道。

    这一次，他们全都一起笑开了，亨利也跟着笑。不管是朗贝尔还是樊尚，是伏朗热还是拉舒姆，或者波尔、安娜、迪布勒伊、萨玛泽尔，甚至吕克和所有那些不知姓名、对他有所期望的人们，若他们听到这些人的谈话，看到他这副样子，肯定会齐声斥责他。正是因为他不该呆在这儿，现在他才跟这些人呆在此处。他错了，他彻底错了，完完全全错了，无可辩驳地错了：可这又是多么令人心安啊！总是没完没了地反问自己“我对了还是错了？”这样最终总是受不了的。至少在这个晚上，他知道了答案：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