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访问了至今还住在吉隆坡和周边的“南洋姐”之后的那个夜晚，我请绢子婶在街上的饭馆吃了饭，一来是表达我对她引见那些人的谢意，二来是与她惜别。这饭店是华侨经营的，所以店堂陈设与装饰全是中国风格的，饭店前边的绿地很大，上边栽满各种植物。与白天的酷暑截然不同，店头凉风徐徐吹来。

    我好久不曾这样安心地吃一顿饭了。我接受太田与绢子婶的劝告，旅行的下一站将是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和棉兰。第二天下午的飞机票业已预定好了，这天晚上只是好好休息就是了，所以才有了舒畅的感觉。在绢子婶那一方，在附近的斯莲巴住着她女儿，吃完晚饭她便要去女儿家，看上去她也很高兴。

    我和绢子婶面对面边吃边谈，心中浮现出一种想法，我由于有绢子婶这样一个好向导，所以才见到了四名过去的“南洋姐”，但是这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当地“南洋姐”的实际情况呢？

    正如上一章仔细描写的野中鹤子的例子中反映出来的，我见到的四名过去的“南洋姐”虽身在异国思故乡之外，经济上还都有一定保障，她们的生活有开朗热情的东南亚人的照顾，生活得还不错。可是能不能代表在当地老去的所有“南洋姐”的生活呢？迄今为止我庆幸在吉隆坡遇上了我应该找的人，所以十分安心。但我又确信还有不幸的“南洋姐”存在，她们的境遇与那四个人完全不同，她们不知生活在哪个角落，这种想法势必引起我的不安。

    上餐后甜食时，我把这个想法与绢子婶说了，绢子婶的表情似乎在说“那是当然的”。她说：“我认识的只有这四个人，你都见过了。至于贫穷的过苦日子的老太太过去也是有的，都死光了。”表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人了。

    于是我说出已经快淡忘的一件事以使她参考，那是从前听爪哇岛归来的某人谈起的一位老“南洋姐”的故事——那位老“南洋姐”的姓名是山屋竹，十四岁的时候由于轻信别人说给人看孩子会有很高的月工资被卖到新加坡来，其后从马来半岛辗转到苏门答腊。二次大战后她已老了，在苏门答腊岛的最北端沙磺成为马来人的一员苟且偷生着。但由于生活条件差，营养失调，眼睛就此瞎掉了，找着一点儿关系到了棉兰，好不容易进了养老院，这样才放下心来不用愁衣食了，不久也就故去了。

    于是绢子婶说出来：“啊，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不知谁对我说的，加影的养老院里有一个日本老太太呢。”我欠身过去想再详细打听一下，谁知她所了解的信息仅此而已，再没有更可靠的线索了。

    对我来说这就够了，在瘴疡之气蔓延的南国孤独地度过老年的日本人，在马来西亚的养老院度过余生的老女人——她不是“南洋姐”会是什么呢？如果绢子婶的记忆力不好，此事是她刚听说的话，那么不知姓名的老妪是否健在令人担心。而绢子婶讲明因为与女儿有约在先，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陪我前往了，我明天下午又要去印尼，无论怎么看条件都不具备，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去养老院访问。

    那天晚上我住进旅馆，第二天早晨准备了小小的礼品，叫了辆出租车奔向吉隆坡与迪克森港中间的加影。离开吉隆坡市区，汽车飞驶在白色的道路上，两边是椰子树和橡胶树，风景单调但说它大方也很大方。时时出现叫作“干蓬”的小村落，村头有几家商店，加影是不是这种小村落呢？连出租汽车司机也不知道。

    于是我每逢见到小村落出现便到处找有没有在村头写着加影的字样，但这种努力也是枉然，车还是开过了加影，幸亏有辆车的司机告诉我们。我们终于回头找到了加影，但还是不知道养老院的所在。

    司机在一排房屋前停了车，这里有几家商店，最顶头的是加油站，管理人像是华侨，他的话我一点儿也不懂，我不得已拿出笔记本写了“养老院”三个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