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田雪女悲壮的一生，我是很偶然知道的。我得知这件事的过程真实地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南洋姐”这个女性的悲剧，并非仅仅埋藏在某个特定的场所；只要你有心挖掘，那么在表面看来风平浪静的市民生活中随处都可以发现。

    只要对社会福利事业和幼儿保育工作多少有些关心的人大概都听说过位于东京新宿的二叶保育园——近代日本母子救济事业的草创，至今仍在育儿、保育领域作着贡献——的名字。近十年来，我与那里的园长德永恕先生一直保持着亲密的交往。德永先生从明治四十年代起直到昭和四十八年一月去世为止，一直致力于贫困儿童的保育工作，一九五四年被授予为数不多的东京都名誉都民。我和先生的交往始于一九六三年，最初是为撰写与丈夫合著的《日本的幼儿园》（幼儿教育史）而去采访先生的。被无数人视为母亲、成就了伟大事业的德水先生，对别人的功绩极力赞扬，对自己的献身却只字不提。我深为先生的人格所打动，渐渐地便把先生作为自己“心中的老师”敬仰着。不知为何，先生也挺喜欢我的，从那时起直到先生过世，我们一直像一家人一样来往着。

    高龄的德永先生很少外出，所以大多是我到二叶保育园去见先生。在那儿，我常常会遇见一些与先生有深交的人。这些人中有男有女，有有名的也有无名的，有相当有钱的也有临时雇的日工，五花八门。其中有一位在东京开业的牙科医生，一位身材不高、举止优雅的老绅士——平田清先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平田先生仅仅是偶尔在德永先生那里遇见时彼此问候几句或是聊上会儿天的关系。我也从未想过我们之间会有更进一步的交往。可是，拙著《山打根八号娼馆》出版后，他对我的态度却有了微妙的变化。我觉得在此之前他跟我讲话是出于对德永先生的礼貌，而那以后则是出自对我这个人的亲近和关心。

    起初，我不明白平田先生的态度何以会产生如此变化。半年后的一天，我十分意外地得知了这一变化的原因——

    我由于底层女性史的关系对亚洲的女性问题也很感兴趣，办了一个题为《亚洲女性交流史》的小杂志，并在上面连载以各种形式与亚洲各民族有过交流的日本女性的手记——也实在是偶然，德永先生的亲妹妹梅森几美女士是深得植村正久信任、作为基督教牧师长年在新加坡从事传教活动的梅森豪勇先生的妻子，是一位在生活上和精神上都与当地人有着很深交流的女性。因此，我在几美女士因老毛病住院期间，利用她正住得无聊请她写新加坡时代的回忆录，她很愉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谁知，读着写在信笺上寄来的几美女士的稿子，我不由得大为震惊。我原以为她这部以《一个亚洲传教士的妻子》为标题的手记，作为一部从牧师妻子的角度写成的大正期东南亚传教记录，无疑是十分宝贵的；但我没有想到，其中还记录着许多她与“南洋姐”们的交往，更没有想到的是，与她交往最深的一位南洋姐——平田雪女竟然是平田清先生的姐姐！

    平田先生态度变化的疑团终于解开了。平田先生的心中一定深藏着对薄命的姐姐一生的记忆，这种沉重的心情也许通过拙著《山打根八号娼馆》得到了些许安慰，从而使他对我的态度变得亲切起来。

    不久之后，我去平田牙科医院拜访了平田先生，听他亲口讲述了雪女的事情。根据那次谈话和几美的手记，我得以在此向读者描绘出一位与资本和歹徒顽强抗争的可敬的“南洋姐”形象。

    前言写得有点长了。那么，按顺序现在该从平田雪女是怎样当上“南洋姐”的经过开始讲起——明治二十年前后，她出生在山口县的获市。家业不明，兄弟姐妹一共七人。长兄和雪女是父亲前妻的孩子，其余五人是父亲后妻生的，可父亲和后妻都先后丢下孩子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