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旧上海著名家族商业集团“小港李家”的创始人，李也亭的后代也先后开设了近十家钱庄。叶澄衷也一样，在上海、镇海、杭州、芜湖、湖州等地开办大庆元票号与升大、衍庆、大庆等钱庄，又与许春荣合股开办余大、瑞大、承大、志大等钱庄。这些票号、钱庄的资本至多不过白银5万两，少则2万两，但放账却多至百万两，数十倍于其资本。叶澄衷家族经营的钱庄，在鼎盛时期多达100余家，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

    鄞县秦君安在19世纪70年代才起家于恒丰昌颜料号，后与贝润生等合伙开设瑞康颜料号，成为上海经销进口颜料的巨商。恒兴钱庄成立于1905年，为秦家所设的第一家钱庄，之后，秦君安先后与严康懋、柳笙源、徐庆云合资，在上海共办有8家钱庄，在宁波开设了晋恒、鼎恒、复恒、泰源等5家钱庄，盛时拥资1000万元。

    镇海方家、李家、叶家以及慈溪的董家（董棣林）、鄞县秦家，都跻身进入了上海九大钱业资本家族。其他4家分别是湖州许家、洞庭山严家、万家和苏州程家。

    上海早期的钱庄均开办在南市，开埠后，钱庄重心逐步北移至租界区内，这里聚集着外资所办的最早的保险公司和银行。在国内尚无银行之时，资金的融通全赖钱庄支撑及与外国银行的业务往来。

    上海金融业的重塑者

    1918年，应浙江省长吕公望、宁波省立四中校长励建侯的邀请，孙中山前去浙江考察。在省立四中，宁波各界举办了对孙中山的欢迎会。孙中山对宁波商人给予了高度评价，“宁波人素以善于经商闻，且具坚强之魄力”，并说“宁波开埠在广东之后，而风气之开通不在粤省之下，且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也就是几年时间，财富的排序随着荏苒光阴而发生着残酷的变化。1918年，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盐业银行、中孚银行7家银行发起组建了上海银行公会，这时人们已经见不到晋商的影子了。同年10月19日，上海银行公会正式成立，首批会员银行还包括聚兴诚银行、四明银行、中华银行、金城银行等5家，占上海国内银行的半数以上，宋汉章当选为第一任会长。

    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盐业银行是官办银行外，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孚银行、四明银行、新华储蓄银行等，都与宁波帮息息相关。

    其实，上海滩最早的私营银行是成立于1906年的信成银行，它由两位无锡人周舜卿、沈缦云倡议开办。1909年，信成银行倡导筹办银行公会，但没有得到同行的响应。

    辛亥革命前后，信成银行以商业银行为掩护，筹措大量经费支持孙中山和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同盟会在上海的联络站和于右任主编的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的经费均由沈缦云资助。上海光复后，比朱葆三更早担任沪军都督府财政总长的便是沈缦云。由于沈缦云的革命财政输纳较多，造成银根紧缺，加上所发钞票上印有清政府官员头像而信用骤减，信成银行于1913年停业。

    此时能在国内银行业、钱庄呼风唤雨的，不是浙江人就是江苏人。上海银行公会第一任副会长是江苏镇江人陈光甫，第四届会长是镇江人倪远甫，第二、三、五届会长是宁波镇海人盛竹书，第二任副会长为湖州人钱新之。1931年10月，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成立，第二、三任主席为陈光甫。1943年6月，日伪期间改组的上海特别市银行业同业公会第一、二任理事长则是苏州人叶扶霄。

    上海钱业也向来有帮派之分，从股东来说有九大家族资本集团；从经理来说，有宁帮、绍帮、洞庭山帮、苏（州）帮、镇江帮等；在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