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掌握上海乃至中国钱业、银行业者，不是江苏人就是浙江人。那个时代产生了一批风华正茂的青年金融才俊，譬如宋汉章（宁波人）、张公权（上海人）、陈光甫（镇江人）、李铭（绍兴人）、钱新之（湖州人）、周作民（淮安人）。但从介入的钱业及银行业数量、资本、经理人数乃至行业公会的领袖人物籍贯来说，宁波帮力压绍兴帮和江苏帮，傲视群雄。

    在中国人的创富史上，山西外贸商人群体从单纯的外贸到外贸与票号并举的经营策略，是一种应时而变；唐廷枢等买办投身近代洋务工业，也是一种应时而变。晚清时期，宁波商人从沙船商到钱商、从丝布商到纱厂投资人、从钱商到银行家的转变，也是一种应时而变。

    转型，是这一时期宁波商人不变的节奏，也是解读在上海的宁波商人的关键词。

    广东买办的中外贸易与鸦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期起家于上海的宁波人则多数从事着与沙船有关的生意或工作。当近代航运业被洋务运动中的官商专利之时，从事沙船业等于步入了死胡同，毕竟漕运已经不足以支撑沙船业的未来。于是，近代宁波商人便进入五金、钱业、颜料等流通行业，进而成为近代工商业的翘楚和上海工商业的最主要的生力军。

    早在乾隆（1736～1795）年间，上海钱业就已出资购置内园，辟做钱业总公所。就宁波人来说，镇海方氏家族在向钱业转型方面是捷足先登。方氏源出河南，自“方叔以后，以字为氏，望出河南”。在本书中，“望出河南”的客家人不在少数，将中国海商势力推到最顶峰的郑芝龙、十三行历史上的灵魂人物潘启、广东买办徐润，以及下面要提到的郑氏家族等，都是源出河南。

    镇海方家的方健康，原是一介沙船商，在清朝嘉庆（1996～1820）年间开始涉足商业经营，譬如在镇海憇桥开设粮食、杂货之类的店铺，经过六七年时间，积累数百金，辗转到上海经营食糖买卖，这原来是福建商人比较强势的一个行当。他去世后，弟弟方介堂在上海开设了方义和糖行，并把侄子方润斋、方性斋也招来帮忙。除经营糖业外，方润斋开始扩大钱庄、生丝、土布、杂货等业务。

    1830年，方润斋在南市开设履和钱庄，这是方家在上海开设的第一家钱庄，也是上海最早的较有规模的钱庄。鸦片战争后，方润斋看准形势，在上海开设方振记字号，专营生丝、茶叶和洋布生意。之后，以方性斋为代表的方氏家族在上海开了17家钱庄，在汉口、杭州、宁波开了7家钱庄。方建康的儿子方仰乔在上海开了8家钱庄，在杭州、宁波开了10家钱庄。其中，承裕钱庄信誉极好，存放款在100万两白银以上，在当时的各大钱庄中居于首位。1855年，四明公所被吴健彰一把火烧了之后，就是由方氏家族捐资发起重修，历时两年乃成。

    1844年，镇海郑家村的郑氏家族后裔郑熙也来到上海开设钱庄，并在嘉兴、绍兴、湖州、汉口、广州等广设分号。郑氏家族是名门望族，这个家族数代所建的宅居，是目前国内已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较完整的明清民居建筑群。郑氏家族在南宋时从河南荥阳迁居于此，六世之后，世代业儒，代代封禄，并逐渐产生了一批商人。

    郑氏家族商人形成于清初，郑世昌之父在康熙初年（1662年）经商，比同是宁波慈溪的中医乐显扬在北京开设同仁堂药室早6年。后来，郑世昌子承父命，在北京东四大街开设了四恒银号。四恒银号是我国开设最早、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影响最广的钱铺。

    《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记载，“当年京都钱庄，首推四恒。始于乾嘉之际，皆浙东商人，宁绍人居多，集股开设”。当时也有说法说四恒银号是慈溪董家所设，或者是多家合资。无论如何，都是宁波人所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