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致电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盼望政治协商会议“结束纷争不安之局面，奠定和平建国的方案”。1946年10月10日，国共签订了《双十协定》，但很快蒋介石就用战争背离了双方约定。魏文享在《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政治参与（1927～1947）》中这样写道：

    1946年11月，国民政府在南京重开国民大会，实际上为国民党一手包办。不仅商会、同业公会代表，除国民党外的其他政党也难有真正的发言权。国民政府按照训政原则对同业公会及整个民众团体体系进行重构和改组，复以改组后的民众团体作为民意代表来宣示训政的合法性，其循环自证的政治设计相当完美，商人团体和其他职业团体也可能由此获得一条制度化的政治参与途径，只不过国民会议及国民大会本身并非真正的民意表达机构，其内在的政治空间也就很有限了。

    那个时代很多人具有双重自我，非商界的张君劢是一个典型代表。他是银行家张公权的二哥，他的一生充满矛盾：他从小进的是新式学堂，留学过日本和德国，却拥有秀才和翰林的功名；他精通三门外语，用德语和英语写有著作，却拒绝使用白话文，发表和出版的中文论著用的都是文言文；他既热情宣传介绍过十月革命，又对十月革命进行过肆意攻击；他既提倡过妇女解放，抨击封建家庭对妇女的压迫，却顽固反对妹妹张幼仪在与徐志摩离婚后改嫁，自己则毫不犹豫地与一字不识的发妻离了婚，重娶了一位知识女性。

    作为民国宪法之父，他一生徘徊于国共以及学术与政治之间。他既被国民党绑架和软禁过两年，著作多次遭到国民党的查禁，同时又是蒋介石的座上客，支持过国民党的反共内战政策；他既与共产党有过不错的关系，59岁生日时周恩来还送过他一块“民主之寿”的寿匾，又与共产党人势不两立，1949年被毛泽东宣布为“战犯”而遭通缉。

    在商界，双重自我更多时候表现在：一个是对外的脸谱化自我，以寻求对环境妥协的理性；一个是深藏不露的自我，以寻求两条腿走路的保全。这两个自我，有的全放在明处，有的则一明一暗。中国电影先驱柳氏兄弟是前者，宁波商人刘鸿生是后者。

    柳中浩的儿子柳和纲曾说过，对于与社会各方关系的处理，当时父亲与左中右、党政军、地痞流氓都得结交。所以，在柳氏兄弟的团队里，既邀请了国民党要人张道藩、潘公展出任国泰公司的董事长和董事，又聘请了进步剧作家田汉、洪深、于伶等担任特约编辑，采取的是左右讨好的策略，因此出品内容混杂，既有《忆江南》、《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和《无名氏》，又有《粉红色的炸弹》、《月黑风高》和《假面女郎》等。

    国民党在离开大陆前，蒋经国曾邀请柳氏家族前往，但被柳家拒绝。对此，2009年8月《新民周刊》以《柳氏六十年：惯看秋月春风》为题这样写道：

    蒋经国的建议让柳中浩与儿子柳和纲、侄子柳和清彻夜难眠，“是走是留”难以决断。“我父亲素来是无党派人士，怕的就是两碗水端不平。老人家信的只有一样：‘佛’。”那一夜辗转反侧的情景柳和纲老人直到60年后依然历历在目，“父亲后来想想，‘国泰’的根已深植于大上海这块土壤，日本人时代都熬过来了，还怕别的吗？国民党、共产党不都是中国人吗？共产党我又不是没碰到过，都是好说话的。于是便决定留在上海，不去台湾”。

    但为表示对蒋经国的一片谢意，柳氏兄弟特地组织了一个摄影组赴台拍摄故事片《阿里山风云》，这部电影正是流传至今的歌曲《阿里山的姑娘》的出处。为此，“文革”中，柳氏家族多人被抄家、批斗、插队、进牛棚，但这个家族保持了淡然和乐观的生活态度，多人长寿，柳中浩在1990年80大寿后去世。那时，强加于他头上的各种罪名早已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