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且前提是不丧失主权，但孙中山主张利用外资的重点是发展交通，特别是铁路建设，而张謇主张将外债、外资重点用于发展棉、铁业。

    两人的分歧最鲜明地表现在汉冶萍事件上，这件事情直接导致两个人决裂。临时政府成立，军政开支巨大，迫于无奈，孙中山、黄兴通过盛宣怀将汉冶萍公司合3000万元，向日本正金财团出让其50%的股权，与其合办，再由公司转借500万元给政府以应付财政急需。

    张謇在上海得知消息后，立即致函孙中山加以劝阻，强调铁厂不可与他国更不可与日本合资，他认为日本别有用心，抵押借款或出让股权均有严重后果。孙中山命临时政府秘书长胡汉民向张謇作说明，但张謇不能曲谅此事，于1912年2月12日正式辞去临时政府实业部长的职务。

    当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立宪派的梁启超、张謇等也摇身而变成拥袁派，张謇不仅替袁世凯写了清帝退位诏书，并就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上海总商会也见机站在了袁世凯的一边，1912年4月，上海敢死队领袖刘福标在公共租界被捕，谴责上海总商会的背叛。

    张謇在这段历史中改弦更张的心路历程，相信是惊心动魄和复杂的。只不过，张謇的每次选择，从与清流为伍到高擎实业救国大旗，从立宪到共和，从孙中山到袁世凯，无论主动也好，被动也好，都曾代表了这个时代的主流。当他发现自己眼光有误时，譬如他支持的袁世凯要复辟称帝时，他还坚决而及时地与之划清了界限。他不仅顺从政治，有虞洽卿择高处立之意，还顺应了阶段性的民意和趋势；既有对政治的迎合，又有名声的保留，这是张謇与虞洽卿境界不同之处。

    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回到传统中去

    袁世凯在初步稳住局面之后，所做的一切都围绕一件事情，那就是加强中央集权。他先后解散了国民党（1913年11月）、国会（1913年12月）及地方谘议局（1914年），以消灭革命的苗头。更为重要的是，袁世凯鼓励商人回到脱离政治的传统中去。

    1905年上海爆发了一场空前的抵制美货运动，起因是美国虐待华工、迫害华侨和收回苏浙铁路利权。此时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通电全国，以抵制相抗争，得到上海70多个行业资本家的签字赞同。可以说，抵制美货运动是商会突破清政府禁令、首次发起和领导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当初，清政府为消除官商隔阂而鼓励商人成立商会，但商人的出格表现，显然与这一初衷相去甚远。

    这场运动持续了半年，展示了本土商人的集体力量和社会使命感，这是近代商人首次以一个阶层的方式登上政治舞台的标志性事件。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企业界试图肩负起保障社会秩序的责任。工程局、消防队、体育会和商团等的组建就是这种倾向的体现。1905年10月，以上海商务总会为背景，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组成，负责承办所有马路、电灯以及城厢内外警察一切事宜，这是上海试行地方自治的开始。

    1906年，朱葆三、虞恰卿、傅筱庵等人发起成立华商体操会，这是一个武装团体，有枪支弹药，以求自卫，主要成员是商人，经常在四明公所开会，而体育会是组建自卫和维持社会秩序的准军事组织。1911年年初，上海商团成为反清的主要武装力量。同年4月，在虞恰卿的支持下，全国商团联合会在上海成立，虞恰卿任名誉会长。辛亥革命爆发，大部分地区政权转移几乎兵不血刃，各地商会功不可没，原因就在于他们手上有枪。

    1916年，北洋政府对团练组织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对此影响，《剑桥中华民国史》这样写道：

    面对这样一个虽然非其所求但也并不难接受的军事官僚政权，他们只得在外国势力的荫庇下努力去加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