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初步形成及金融实力的日渐壮大。

    1912～1914年，全国新设工厂115家，仅上海一地就有40家，占35%，洋货路阻，民族资本抬头，仅在1912年一年，就有14家私营银行成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华外资银行在资金周转方面出现一些困难，甚至连一度控制中国金融市场、以实力雄厚著称的汇丰银行，此时也向中国同行求援通融。在中国北洋政府对德宣战后，德华银行在中国的营业被迫停止。华俄道胜银行在“十月革命”后，更是如丧家之犬，成为“流亡银行”。

    《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提到，战争显著地增大了世界对食品和原料的需求（如有色金属、植物油）。作为初级产品主要供应者的中国，正处于满足这一需要的有利地位。再者，西方列强增加了在中国和印度等采用银本位币制的国家的采购，这进一步刺激了自1913年墨西哥关闭银矿后就已经开始上升的国际银价。这样，中国的货币单位“两”变得坚挺，数年之内，它在西方市场上的购买力提高了3倍。

    在1914～1919年，有两个行业的利润增加非常明显，一个是纺纱业，每支纱利润增加了70%；一个是钱庄，利润高达74%。上海金融风暴后，钱庄业迅速复生，一些灰色资本也纷纷进入这一行业。吴景平、邹晓昇在《上海钱业公会的成立及初期组织运作》中写道：民国初年，政府发起禁止吸食和贩卖鸦片运动，造成许多烟馆关门，一些人弃邪归正，将资金转投钱庄。1912年，具有鸦片土行股东资本的鸿胜钱庄开设，同年开设的还有由阜成、信和、源大、聚成4家土行开设的信成钱庄。1912～1916年，鸦片商投资设立的钱庄有15家，资本总额达白银45万两。

    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各地督军大多自立为王，不向中央纳税，北洋政府财政因此极为匮乏。作为官控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成为政府的提款机，中国银行发行的钞票在1913年只有502万元，到1915年猛增到3844万元。交通银行也一样，仅隔一年，就由1914年的893万元增加到3729万元。为政府财政的垫款，中国银行达1000多万元，交通银行竟达4000万元。

    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交通银行总办、广东人梁士诒是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谋划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合并，以集中现金，为政府所用。那时，北方人心浮动，消息一传开，立即引起市民恐慌，北京和天津出现市民到中、交两行挤兑。眼看银行库存危急，北洋政府为稳住局势，于1916年5月10日突然下令中、交两行“停兑禁提”，一切存款止付。

    出人意料的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和副经理、上海人张公权公开抵制这一指令。中国银行库存200多万两现银，恐难以应付危情，于是就与汇丰、德华等10家外国银行订立了200万元的透支契约。宋汉章还专程拜访南通张謇，决定成立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由张謇出任会长，并且登报声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务全归商股股东联合会主持，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钞票可以随时兑现。

    张公权在日记中说，第一天兑现者有2000多人，第二天人数仍未减少。第三天是星期六，下午本来应该休息，银行为了应付兑现，仍然照常开门，来者不拒，并登报公告，人心才稍稍安定，兑现者人数减到400人。第四天是星期日，银行又在报上登广告，宣布仍然开门兑现，而兑现者只有100多人了。到第十九天，再无挤兑者。

    袁世凯试图集权中央，尚可让人理解，但复辟帝制使其大失人心，威信扫地。交通银行服从了北洋政府的命令，停止兑现钞票，造成老百姓怨声一片，而中国银行宋汉章和张公权经此一役，名声大振，引得中外报纸纷纷报道，并把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