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禁严而不至”，而“私舶以禁驰而转多”之时，政府控制的朝贡贸易慢慢让位于海上私人走私贸易。之后，许氏兄弟、李光头两大海商集团逐渐形成，成为双屿港发展史上的转折点。

    1544年，王直与同乡徐惟学、叶宗满等人一同投靠在许栋门下。王直“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力，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成年后，先与徐惟学等人贩盐，后和叶宗满等人南下广东，收带硝黄、丝绵等违禁之物到达日本、暹罗等国，往来互市。1542年，他首航日本成功，并在次年为日本商人效力。在许氏集团内，他先由“管库”而至“管哨”，逐渐成为手握军权的实力派人物。

    据费尔南·门德斯·平托的《远游记》记载，1540年，葡萄牙人就在双屿和浯屿建立了比较固定的“临时居留地”，搭棚交易、存货，并建有堡垒房屋，当时在双屿驻扎有1200多葡萄牙人，浯屿则有500多人，直到1549年被逐出。除葡萄牙人、华人外，用《葡萄牙同明朝的早期关系》中的观点，在双屿港居住的至少还有日本人（倭夷）、马来人（彭亨人）、琉球人与暹罗人，甚至还有远至东非、印度的黑鬼番。

    1543年，葡萄牙人到达日本九州，尔后便开展了对日直接贸易。在马六甲与日本之间，双屿成为他们理想的临时停驻和补给点，从而形成了以日本、闽浙、马六甲为支点的一个三角贸易区。在这个链条中，他们从马六甲等地贩卖胡椒、香料等东南亚商品，在双屿或者月港与当地商人交换丝绸、棉布，然后运往日本销售，换回白银，再到中国买丝或布，卖到马六甲。葡萄牙人甚至还通过果阿将货物贩卖到了欧洲，这条线成为澳葡获利最丰的黄金航线。1636年，澳葡与日贸易仍处历史的最高点，达到314万两白银。

    日本白银的大量开采和出口，是在16世纪40年代以后，也就是晚明嘉靖年间。经过陕西、江南、山西等地以周忱、李敏、叶淇为代表的纳粮、租税、盐税、开中折银改制之后，中国白银货币化进程已经由税赋纳银演变到了徭役纳银阶段，市场迫切需要更多白银以满足流通的需求。因此，日本银矿出产的突然急剧增长，应该说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中国巨大需求的刺激下促发的。日本对中国丝与丝织品的巨大需求，构成了日本银产量激增的动力。

    就这样，在供求关系的作用下，日本成为以中国为轴心的世界白银贸易中的重要一翼，处于海盗身份背景下的海商与澳葡商人则一起搭起了这一黄金通道。

    朱纨之死

    葡萄牙人是1542年在漳州人领航下，从澳门转泊漳州，沿闽南经琉球到达日本的。同年，宁波知府曹浩以“通番船招致海寇”为名，逮捕了一些通番商人。

    地方士绅因获利丰厚，为之说情解脱；豪门权贵因贪恋海外奢侈之物，为之庇护；狡吏黠官也奔走引线，以至于曹浩说：“今日也说通番，明日也说通番，通得血流满地方止。”

    因为惧怕倭番，官兵前去剿灭，反为之所败，但这事并没有掀起波澜，倒是1547年海商内部一次带有黑恶性质的杀人放火事件，被县令以“倭贼入寇”为名仓促上报，震惊朝野。

    《嘉靖实录》记载说：“余姚谢氏某者”与王直、徐海等走私商有着合作关系，他习惯拖欠货款，遭到走私商的催逼，就恐吓说，“吾将首汝于官”，走私商一不做二不休，就纠集一干人马和“番客”，夜里攻入谢家，杀人放火，烧了谢家，并掠财而去。“余姚谢氏某者”是宁波典型的参与走私的官宦之家，余姚县令一时不能查清缘由，就张冠李戴上报了这一事件。

    这次事件直接成为嘉靖皇帝决意抗倭的导火索，副都御史朱纨随后被授予“巡抚浙江兼制福、兴、漳、泉、建宁五府军事”的身份，前去抗倭。

    朱